在执法工作中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基本案例某市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规范日益混乱的交通秩序，决定出台一项新举措，由交通管理部门向市民发布通告，凡自行摄录下机动车辆违章行驶、停放的照片、录像资料，送经交通管理部门确认后，被采用并在当地电视台播出的，一律奖励人民币200元—300元。此举使许多市民踊跃参与，积极举报违章车辆，当地的交通秩序一时间明显好转，市民满意。新闻报道后，省内甚至外省不少城市都来取经、学习。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有违章驾车者以往不愿被别人知道的地方，电视台将车辆及背景播出后，引起家庭关系、同事关系紧张，甚至影响了当事人此后的正常生活的;有乘车人以肖像权、名誉权受到侵害，把电视台、交管部门告上法庭的；有违章司机被单位开除，认为是交管部门超范围行使权力引起的；有抢拍者被违章车辆故意撞伤后，向交管部门索赔的；甚至有利用偷拍照片向驾车人索要高额“保密费”的，等等。报刊将上述新闻披露后，某市治理交通秩序的举措引起了社会不同看法和较大争议。二、案例分析某市治理交通秩序的新举措，其本意自然是好的，出发点也是“执法为民”，但是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是有些欠缺的。本文认为，要真正做到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到执法和司法工作中去，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平衡这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问题。现代行政法中，个人利益的保护已被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行政法之目的在于“控权”，即控制政府权力，而对于弱势群体即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则正是行政法之宗旨。交警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发布此通告，固然对公益而言不无裨益，但是却是以公众的自由权和隐私权为代价的，我们认为是不可取的。第二，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取舍秩序固然是所有价值中的基本价值，但是自由也是价值之本质，是最高层次的价值。公民将自由的部分拿出来以维持社会之秩序，这就是对于社会契约论的最朴素阐释。但是两者的取舍在具体情况下应当如何把握，我们认为是应当有一个度的。在本案的情况下，以自由的受侵害来保证的秩序，并非是“必要”的。仅在穷尽其他手段尚不是以维护秩序的情形下才应当牺牲自由价值，比如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政特权。因此本案做法是不妥的。第三，社会效率与法律效果之平衡“法律效果”实际上是指法律专业人士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所做的关于司法行为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法律的预设要求、是否达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应然效果的判断结果，而“社会效果”则通常是指社会公众关于司法行为是否公正、合理、妥当的判断结果，后者的判断依据、评价标准具有实际上的多元性、不统一性，总体上看是以非法律专业人士的普遍正义感与一般社会生活经验为基本支撑的。可以说，“法律效果”应当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社会效果”通常会有比较浓的直觉色彩、感性意味。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男的奸杀了一个女的。法院判处他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是法律效果。而这个犯罪事实对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与民众间的反映，无疑是认为这件事违反了公序良俗。这个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文章认为，无论执法、司法，都有这个平衡和结合的问题，均追求两者的统一。但是要达到完美的结合固然是不可能的。就本案情况而言，从法律效果上看只可能有短期的收益，而且社会效果亦不可能达到长期的有效性。第四，程序与实体价值之选择对任何司法制度而言，公正都带有根本性，而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实体公正是结果的公正，指司法裁判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且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公正的实现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增进民众对诉讼的信赖，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程序公正是过程的公正，指诉讼参与人对诉讼能充分有效的参与，程序得到遵守，程序违法得到救济。程序公正的内容包括程序公开、程序中立、程序参与、程序平等、程序安定、程序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所谓实体公正，是结果的公正。具体是指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实体法、民事实体法和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各种行政、民事或刑事案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