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市越西中学2020年高三语文下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欲说陈寅恪与张荫麟的有关学术分歧，要先说一下张荫麟这位“史学天才”。1923年，年仅18岁、考入清华学堂仅半年的张荫麟，在《学衡》杂志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之考证提出异议，史学界一时震动，梁启超也对他大加赞赏。之后其论著不断问世，被目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熊十力等大家推重。至于分歧之由来，则要从陈寅恪对龚自珍一首诗的评价说起。也许是善于从“诗史互证”角度看待文学，陈寅恪以为龚自珍诗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其《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龚自珍此诗写于道光二年，时龚氏正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曾于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此时就在杨芳家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还曾送行。因此，龚自珍对杨芳当比较了解。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罕见，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是满族将领的妒忌。陈寅恪认为，龚自珍此诗中自托为汉朝儒生，主旨就是讽喻杨芳。按照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他既然这样解释龚自珍的诗，一般也就等于是定论。不过，还是有人敢于质疑，当然这“质疑”也要有底气。1933年，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陈寅恪之说，认为诗中所写之某将军不是杨芳而是岳钟琪。张荫麟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坚持认为该诗就是写杨芳之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龚自珍诗中所提及时间看，解释为写杨芳确实不如解释为写岳钟琪更加贴切。不过张荫麟并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有所感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其实还是基本一致，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喻杨芳。张荫麟的考证极为精彩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就是未能结合当时汉族文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阐释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在陈寅恪看来，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无非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迫使文人就范，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文人，使其逐渐丧失自我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能力。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那个时代的最后希望。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体会，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动荡、陈氏家族的命运还有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记忆。陈寅恪指出该诗为咏杨芳事，就是试图通过阐释龚自珍诗歌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话说回来，不能苛求张荫麟没有理解龚自珍的深意，毕竟他的人生阅历比起陈寅恪来还是简单，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摘编自刘克敌《大家间的“商榷”与“论争”》，有删改)【相关链接】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