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港抗洪抢险亲历记梁德水1980年，我在安康公社任武装部长并分管水利，全公社的抗洪、排渍工作由我组织指挥。7月下旬，正是“双抢”大忙季节，我在向阳大队蹲点。大雨连绵，外洪内渍，忙得我十多天没沾过家门。26日，我的二儿子不幸溺死。我赶到家里刚刚埋葬儿子，就听到广播中暴雨到来的预报，泪水还来不及擦干，就连夜赶到修防会防汛指挥所，组织劳力投入排渍战斗。28日，我向全公社大队支部书记和管水利的支委传达了县指“防大风、抗大灾”的电话会议精神。29日，县指又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自7月26日起，我饭不思、茶不沾，家里的惨事自不必说，公社的主要干部也累病了不少，我怎么也忙不过来。当我急急忙忙赶到修防会电话机旁时，还是迟到了半个小时，受到了县指的严厉批评。抗洪抢险，保堤保垸，如同行军打仗，“军令如山倒”，我没有申诉任何理由。散会后，我又马不停蹄，急急忙忙地赶回公社，进行抗高洪的各项准备工作。从7月30日起，暴雨如注，澧水洪道豆港站的水位从34.04米起涨，8月1日达到36.40米，8月2日水势更猛，以平均每小时10公分的速度上涨。一大早，安保大垸分指就在电台中呼我，要我赶快带人马赶到豆港险段。当时在家的党委都在点上“双抢”、排渍，我来不及请示“一把手”，就开通广播，通知各大队集合劳力，带工具上堤。公社党委听到广播后，一面配合我的工作，一面指示我：现在正是“双抢”、排渍的关键期，要“冲担挑瓷器，两头都要顾到”。我按照党委的指示，一方面安排排渍的劳力，一方面组织1700人的抢险突击队。我想，万一安保垸溃了，“双抢”还有什么意义？我下了死命令，凡抽调的突击队员必须在晚饭前赶到豆港险段。安排妥当后，我便带领一批干部向豆港赶去。分指挥部从早上8点下通知，到下午4点多还没有看到我的人影，恼火了。而这时我正在往分指的路上艰难地行走。说实在的，从7月26日以来，我连续7个昼夜，一因公务在身，二因家中惨事悲痛，不仅吃不下饭，喝不进水，而且连床边也未挨过，没日没夜地奔走，臭汗淋淋，根本没有时间洗澡，累得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更为讨厌的是我严重“烧裆”，大腿窝至膝盖一段的皮肤已溃烂化脓，走起来痛得钻心，停下来又痒得要命。我一面忍着疼痛，一面想：水涨得这样快，虽然命令下了，就我们几个人赶到了豆港也无济于事呀，大队抢险队伍是否能按时赶到，得想个办法。当我们从公社走到虾扒脑修防会时，我看到公路上有过往的汽车，灵机一动，便下令修防会的同志采取非常行动，拦截过往汽车。我们一共截住了大小车辆17部，告诉司机：“大水当前，形势紧急，大垸不保，你们的车子也会泡在水里，一切听我们调遣，损失由防汛指挥所负责！”有的司机紧张得双腿发抖，但都乖乖地听从了分配。我指挥一个干部上一辆车，沿途收集上堤的民工赶赴豆港，到豆港后要求车辆停在豆港候令，在万一出现重大险情或堤身缺口时，就用车辆堵口。分指的领导久候我不到，不知何故，就派吉普车沿途来找我，当车子开到虾扒脑修防会时，我刚好把汽车拖人上堤的事安排好。我登上吉普车往分指赶。这时，洪水已接近漫堤，低矮堤段已局部跑水。垸外洪涛滚滚，河心是乌龟背，显示着水涨得飞快，也显示着溃垸危险的加大。倾盆大雨不停地下，车子在雨中穿行。垸内渍水漂白，田地通连，只看到屋顶，树尖在风中摇曳。沿途全是陆续集中上堤的劳力和搂着被褥、携老扶幼从垸中上堤躲水的人群。车到豆港已是下午5点，一进分指，气氛紧张得使人窒息。县长罗贻斌同志黑着脸恨不得要嘣人，来安乡督战的地委常委雷恭政同志一言不发地瞪着我；县委办公室主任张爱亲同志激怒得不知如何指责，迎面一顿胡子刮来，反复几遍说着同样的三句话：“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国家干部？你有没有组织纪律？”当时的险情容不得指挥部过多的批评，更没有时间让我申辩，我横了心说：“张主任，你还有么得事情，还有刮的没有，我今天什么理由什么情况都不申述，这个时候就是嘣了我也没用，你们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张主任嗯了一声说：“抢完了险再写检查，你的任务是死保豆港器材点到安裕交界的1700米堤段，抢不住我只找你！”我的老天，谁都知道，这1700米堤段是豆港6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