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有着复杂的经验和丰富的成果，既经受了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认同的矛盾，也为维护国家的战略自主地位做了艰苦的努力。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力迅速提升为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平台，在此之上，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仍然是判断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出发点，因而推动与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继续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包括与新兴大国、周边国家及非洲拉美等重要资源国的关系。【关键词】中国对外战略发展中国家国际体系战略基础发展中国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最大群体，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1]“基础”一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一种认识，即国际体系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结构，中国通过与这个最大群体构筑合作关系打造中国外交政策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可以推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目标而言，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整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战略自主的民族国家，必然要努力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实现民族复兴，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前景又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地位联系在一起。本文拟从当代国际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论述新中国对外战略中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个方面，并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理解未来发展趋势的结论。一．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之争是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标志。在这个标志下，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被归类的经验，这种归类，自愿或非自愿，代表了雅尔塔体系的成型。新中国成立与国际体系这个进程几乎是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后所做的选择则既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系对中国在政策和战略的选择上所施加的制约的体现。中国的“一边倒”选择是在新中国审时度势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一方面扩展了中国在冷战逐渐走向高潮时在国际体系中运作的战略空间，使西方大国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企图完全不可实现；另一方面，这个选择也限制了中国实现完全战略自主的可能，成为苏联领导阵营的一个成员，尽管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相对弱小的成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毕竟仍然是苏联领导下的一个成员。这一点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影响，总体来看，不算是很积极的。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努力拉近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并且客观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初期大都仍需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但社会主义阵营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仍然是有限的。在亚洲，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图寻找两大集团之间的“中间道路”，以尼赫鲁的泛亚洲主义精神为号召，以至于尼赫鲁甚至在1955年召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公开号召发展中国家既不要参加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也应该退出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尼赫鲁的这种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影响的，其思想后来也发展成在两极格局之下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先声，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当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一样，也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因此在中国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中国完全应该将自己列入发展中国家的同一个阵营，但这却不是现实。现实是在意识形态争端阴影下，中国的这个“站队”还有是否被认同的问题。万隆会议之成为中国在冷战初期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标杆，其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出色的阐述，周恩来在会议上大力呼吁的“求同存异”精神为解决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个人的杰出外交活动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既使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认同，也使“求同存异”成为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为中国与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