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专职委员”概念辨析黄宇菲我国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常委会、专委会组成人员也以“兼职制〞为原则。这是正确理解本问题的前提。一、“专职委员〞[1]的进展历史“专职委员〞中的“委员〞，一般指人大常委会委员。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数量，其中19名常委会委员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正局级〕和学界，年富力强、有专业学问和专业领域工作阅历。此后不久，这19名委员中有10人卸去原有职务并将行政关系转到全国人大机关，专做人大工作，担任了“专职委员〞。他们除了担任常委会委员、专委会委员外，还于2021年8月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相关特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当时全国人大有9个特地委员会，法律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各设2名主任委员助理，外事委、农业农村委、环资委、内司委各设1名主任委员助理，民族委、华侨委不设该职〔具体名单见下表〕。这是全国人大特地委员会首次设立此职务。到了届中，他们中的多数在人大机关提任副部长级职务，有的担任常委会副秘书长，如刘振伟、何晔晖、李连宁;有的担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如沈春耀、信春鹰;有的在本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副部长级〕，如任茂东、乌日图。倪岳峰在十届的任期内没有提任，而是在2021年换届时，担任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副部长级〕，后在十一届届中任福建省副省长，并辞去常委会委员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此外，依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何春霖所作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2021年12月〕》，王东江在当年去世。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未见此类委员支配。在2021年常委会组成人员换届中，中央又特地明确各特地委员会设立“专职委员〞。其模式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类似，在10个特地委员会〔十三届增设社会建设委员会〕对应领域选拔中，从中央机关和高校选拔局级干部担任“专职委员〞，组织人事关系放在人大机关。他们作为“下派〞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被有关省〔区、市〕人大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提名为常委会委员候选人。最终，除华侨委外，其余9个特地委员会均有“专职委员〞〔见下表〕。2021年6月，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冯忠华委员提拔至海南省担任副省长，因此辞去了常委会委员、专委会委员职务。2021年4月，环境与资源爱护委员会的程立峰委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明确为副部长级。这些“专职委员〞里，有些在机关中不分管行政事务，由主任委员安排承当一些本委员会的业务工作;有的明确分管本委员会机关的行政事务;还有个别从人大机关选拔的“专职委员〞仍旧在人大机关担任正局级领导干部职务。二、“专职〞的含义所谓“专职〞，在中国政治体制和人大制度实施的语境下，应当同时符合三项条件：一是职务和工作内容要纯粹，一般除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委会职务，不再担任其他职务;除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委会的业务，不再管其他业务。二是组织行政关系要到人大机关，指其人事关系、党组织关系由其原单位转入人大机关。三是年龄符合一线职务要求，即要小于国家规定的退出一线岗位的年龄〔如副部长级以下一般为60周岁〕，所谓“年富力强〞即是此意，以区分于普遍认为的人大作为领导干部“二线〞过渡的状况。在如今的人事支配中，相當一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特地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从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线领导岗位退下的同志。当前，中央组织部门对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特地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普遍年龄条件是，副部级63周岁以下，正部级68周岁以下，一般把握在换届年1月1日时满足上述年龄，形成所谓“七上八下〞“二上三下〞的惯例。一旦当选，即任满一届，期间不办理退休手续。因此，对于这部分同志，到人大常委会、专委会后，实际也没有其他职务、工作了，但由于他们不满足前述第二项、第三项条件，也不能称其为“专职委员〞。三、正确区分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特地委员会组成人员与人大机关工作人员性质全面认识人大，要分清晰人大的两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