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湖社会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强调保卫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在江湖社会里，人们之所以慨叹“常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说到底就是众人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障汉语里有些词汇几乎是不可译的，比如“关系”、“意思”以及让中国人五味杂陈的“江湖”。自古以来中国人多讲江湖。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感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这里，庙堂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而江湖则更像是人生流放之地。同样，人们时常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自况或概括“江湖险恶”，然而“重出江湖”与“归隐江湖”里“江湖”之内涵则几乎完全对立。前者是“打天下”的江湖，后者则是“逃天下”的江湖，所谓入世与归隐，不过是从“积极江湖”撤退到“消极江湖”。相较权力高高在上的印象，中国的江湖却是千种风情。不久前采访《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作者王学泰先生，王先生谈及中国人心目中三重江湖：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这个词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指的是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三是游民的江湖，也就是大家在《水浒传》里看到的江湖，里面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个江湖社会，与公民社会相去甚远。而且，这一传统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一种巨大的阻力。众所周知，公民社会强调保卫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在江湖社会里，人们之所以慨叹“常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说到底就是众人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障。江湖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挨刀者”，同时也是提刀者。君不见，在社会矛盾激化之时，许多人似乎更愿意引颈盼望具有报复精神的“英雄好汉”的出现，任其杀人如麻，快意恩仇，代社会行刑，而不是通过法律合法地伸张正义——事实上，即使仰仗法律，也是让法律实现报复性的“死刑化声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江湖也已经上网。如今“不求最好，但求最肉”的人肉搜索随处可见，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道德红卫兵”发出的“江湖追杀令”。这方面不仅有闹得沸沸扬扬的“铜须门”，且屡有其他网友因遭网络江湖的类似“追杀令”而失去工作。我们曾经因为“网聚人的力量”而欣喜若狂，然而，网络江湖一旦形成，同样可能网聚恶的力量，令李逵那般“杀得手顺”的游民成群出没，随时攻击。显然，无论游民暴力泛滥、戾气冲天的江湖，还是文人士大夫不问世事、偏安一隅的江湖，这些虽也与权利有关，却都是异化了的“江湖权利”。前者的报复性反抗是通过暴力剥夺他人的权利，而后者则是通过放弃大部分权利，实现小部分权利。二者实际上只代表两种极端，共同之处都是给权利做减法。只不过，前者减掉他者的权利，视人命为狗命，可以轻易“拿你狗命来”；而后者则是减掉自己的权利，“如今学得乌龟法，得缩头处且缩头。”前者是要得太多，将他人权利当作自己的战利品，后者则是放弃太多，并因其沉默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恶的默许。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今人已经深知权力卷入“江湖恩怨”的危害，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现象至今犹存。在此且不说官场江湖以及当今法律是否具有某种报复特征，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发生在江西临川的一桩丑闻——一位法院公职人员自封“代表国家罗汉”，表示可以花两百万元轻取与其发生冲突的某农民的性命。老实说，每当看到上述有关江湖社会的种种风雨传闻时，我总忍不住怀想起生活在19世纪美国的亨利·梭罗。在我看来，梭罗不愧是处理“江湖问题”的大师与“老江湖”。自然江湖方面，1845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28岁的梭罗从充满物欲与喧嚣的城市里回到瓦尔登湖畔，开始一种接近自然的简朴生活，名著《瓦尔登湖》即由此而出；然而，梭罗的抗税以及对废奴运动的参与表明，他并非不问世事，从此逃进深山老林，逃进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与此同时，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也摒弃了游民江湖的暴戾，从此影响了后世的托尔斯泰、甘地与马丁·路德·金，成为世界非暴力思想的重要精神来源。如何从江湖社会进化到公民社会？如何让“江湖权利”让位于公民权利？承认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工匠的梭罗，或许已经试验性地为世人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