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与和谐社会战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罗燕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宏观战略，中国社会便出现巨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国际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但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种是倾向于乐观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认为中国经济不仅总量实现快速增长，2005年已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无论是庞大的外汇储备还是占世界贸易6.73%的额度、乃至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无不触动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所以不少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已经纳入全球化轨道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其发展在得到根本机制的保证后会一帆风顺，即使内政外交上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矛盾也不会撼动根本大局。另一种认识则不这么乐观，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所以得以顺利实现，其实存在一个前提，即具有改革倾向政权的强大存在，它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领导力。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了，那么中国看似乐观的整体趋势前景就很难预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社会或政权的危机可以从各种指标来判断，比如判断社会结构张力的基尼系数、判断社会行为失范的犯罪率与腐败、判断社会运行失控的各类突发事件、以及判断社会再生产能力的青少年社会化等等。从这些指标来审视中国的社会变革，似乎可以得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认识，偏激的如“中国崩溃论”，较中肯的如目前已有一定影响的“质疑中国持续发展能力论”。而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失调、社会行为的失范还是社会运行的失控都会以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中国目前所面对并被困扰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类：一类是和个体社会适应失败相关的；一类是因为政策或制度失调所产生的；还有一类和社会结构的缺陷有关。在个体适应失败的社会问题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自杀。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报告，自杀在中国已成为位列第五的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意外死亡。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成功自杀，100万自杀未遂。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自杀不仅涉及的人群规模宏大，而且开始出现向社会精英群体蔓延的趋势。2005年和2006年关于高校自杀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而且均突破了自杀是弱者行为的“常识”。2005年4月到7月中国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接连发生三起学生跳楼事件，事件覆盖了本科到博士不同的学术培养层次。同年的9月，中科院高能所一位研究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06年6月28日北师大一位博导跳楼自杀。这些事件均呈现出强烈的一致性。首先，在时间上它们多发生在4月到9月之间，这是学生就业和教师学年考核结果最终显现的时期，而2005年又是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后果真正凸现的时期。另一个共性是，事件所涉学府无一例外都是在高等教育改革浪潮中出台过激进改革举措的，例如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北师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中科院大刀阔斧的“裁员”计划。应该说，自杀只是该社会问题冰山的一角，覆盖之下的是更惊人的事实。据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做的大学生心理调查，我国近1/4的大学生出现过自杀意向，自我报告有抑郁、焦虑负面情绪的大学生比例也超过1/3。同样的问题在大学教师中也大范围的存在，并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职业枯竭症”。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如果我们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自身都迷茫无措，那么由谁来捍卫并构建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抑或我们只能坐视象牙塔的倒塌并哀悼精神的失乐园？另一类困扰中国的社会问题则是与制度和政策失调有关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被喻为新的“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以教育制度和政策为例，基础教育中的中心校和示范校的建设，直接引发因教育资源集中所带来的“择校”行为，这使得学生的学业成绩很大程度上和其家庭能否支付这笔昂贵的“择校费”和“家教费”有关；而统一的高考制度加之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在传统观念的发酵下，使得许多贫困家庭倾家荡产地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教育质量低但学费却昂贵一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