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汉族，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全国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信阳调研基地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出版专著6部。摘要：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徘徊在2000～6000万人，耕地维持在1～8亿亩，县级行政单位保持在1000～1800个，全国平均每县所辖基本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建制规模。清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由1.7亿人猛增到4.3亿人，耕地面积由10亿亩增加至13亿亩，“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平均每县所辖10～35万人，仍然属于一种小县建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官系统”和“什伍编制”的保甲系统。这样，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将其政治影响延伸至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纯属无稽之谈。关键词：皇权专制；宗族自治；封建制；郡县制；小县建制；乡里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分析范式在我国学术界颇为流行，不仅被用来作为解释传统中国的一种分析工具，而且被用来作为构建未来“市民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温铁军先生概括的五个字：“国权不下县”[1](p3)。秦晖教授则把它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p3)。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2](p272)。于是，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撤消乡镇”[3](p156)，实行“县政、乡派、村治”[4]，抑或推行“乡镇自治”[5]。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基本功能认识不清，而且显示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为此，本文试图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演变中去考证和反驳“皇权不下县”之说。一、从柏拉图“静止的绝对数”与商鞅“动态的相对数”说起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看，我国自秦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的确是“皇权止于县政”。其主要标志是：“县”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大体保持在1350个上下，许多县的名称和治所甚至保留至今；“县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享受国家的俸禄，主要对上负责；“县政”是一切政事的开端，所谓“万事胚胎，皆在州县”（清汪辉祖《学治说赘》）；“县制”具有完整性、规范性、法理性和条文性等特征。但由于历代王朝更迭和治乱循环频繁发生，其疆域、人口、耕地和民族文化特色等多有不同，传统中国的“县政”又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稳定性和多变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的明显特点。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制度概念来理解，而应当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和判断。比如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制论”的看法，“事实上，中华帝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6](p110)。美国家族史专家古德提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7](p166)。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8](p63)。有的学者进一步把它概括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9](p178)。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家族（宗族）史研究、地方民族志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