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业领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田国强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一道参加今天由我们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国际商业领袖高峰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聚焦绿色商业创新引领企业管理变革”。我想，无论是企业管理变革，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不能脱离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来谈，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制度环境来谈。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将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中国企业和经济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全方位复兴的进程我今天演讲的内容与此密切相关，标题是：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的重新崛起进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重大挑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一条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兼容的转型与发展道路，其间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等相互叠加，使得中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得以逐步确立，并且初步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然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逐步消失、国际贸易壁垒的高筑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强化，对外开放所能够带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已经被大大弱化，低要素成本推动和高度依赖外需驱动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难以为继。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中国要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跃居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世界经济大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亟待找到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从外延式增长、学习模仿向内涵式发展、自主创新的转变。因此，我们亟待改变改革落后于开放的现状，以深层次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发展和创新，建立长效机制。这首先需要对理论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误区、矛盾和问题给予澄清、化解和破解。由于一些思想和理论上的误区，中国经济正面临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继续让政府统御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让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为此，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与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很大关联。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所谓的“中国模式”及其导致的“三重三轻”的深层次问题，进而探讨富民才能强国的内在逻辑与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过去30多年来，在中国的初始资源禀赋条件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下，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转轨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一些论者因此而故步自封，将中国改革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其政治权力结构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中国模式”。这很可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没有区分好过渡性次优制度安排和终极性制度安排的表现。从而，其政策药方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不断扩大政府规模，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和垄断，不遗余力地鼓吹政府主导经济，导致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造成了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的局面。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首先，如果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以自由、法治、民主、正义、福利等普世公认的现代性元素作为检测指标，则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终极目标和检测指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其为一个成熟的、终极意义上的模式，仍处于型塑和优化过程之中，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其次，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上讲，由于初始禀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没有任何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复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