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文儒的转型与宋学的开启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刘顺摘要中唐时期出现的文儒转型，缘于学术与政治及社会阶层变动诸因素纽结而成。此种转型的主要表现是，儒学核心命题自礼乐向道德内转。这一时期，文儒主体意识自觉强化，在道德意识、政治意识与文化意识三个层面均有突出表现。尤其是在文学认定中，视文学为明道、载道之具的同时，文学的美学风格受到张扬，求新求变、尚奇尚怪与化理入诗、情理合一成为重要的美学特点。虽然中唐“文儒”的生存处境与政治影响均难达到开元之时，但儒学之精神却因文儒之阐扬而得以保存与光大。中唐时期所形成的心性之学与主体人格及学术志趣，对于后来的宋学均有开启之功。关键词文儒转型主体意识宋学作者简介刘顺(1978－)，男，安徽省定远县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一分部)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2；K2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2x)03—0122—2021盛唐重臣张说从天人交感的礼乐体系出发，试图确立儒学与文学的契合点，以解决儒家思想体系内部文学与政教及士人个体修养之间的矛盾，进而达成儒学与文学的大体平衡。张说的理论建构，建基于儒家思想体系内部言志与抒情平衡的逻辑可能，亦得益于有唐盛世来临前的社会文化氛围与思想积淀。因而，依托张说、张九龄在开元政坛的影响，促成了“文儒”在开元(713—741)之时的兴盛。但也正是因为对政治环境、教育体系等多重合力的依赖，“文儒”理论随着时运的推移而弊端渐显。张说、张九龄所开创的以文儒自命、推尊文儒的社会氛围，随着两人先后离开政坛而进入转型期。此种转型，既有“吏能”派重新得势、体制的结构性矛盾等原因，也与其理论体系的非自洽性有关。实际上，文儒的转型自孙逖之时已悄然开始，至中唐而渐趋明显与强化。其主要表现为，儒学核心问题自“礼乐”向“道德”内转，士人主体意识强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懦学与文学关系的重新认定。虽然中唐“文儒”的生存处境与政治影响均难达到开元之时，但儒学之精神却因文儒之阐扬而得以保存与光大。中唐文儒在成就其时代独特之学术氛围与美学趣味的同时，亦渐启宋学之帷幕。一“文儒”的转型出于社会变动中政教、士人修养与文学三者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其转型的首要表现在于“礼乐”向“道德”的内转。唐初与六朝同重礼学，以之为政教之根本。《大唐开元礼》可视为唐代礼学的巅峰，但唐代礼学亦自此而衰。孙逖之时，已见礼乐向道德内转的萌芽。其负责贡举之时，拔取的李华明确否定了“礼”经世原理的中心地位：“吉凶之仪，刑赏之级别繁矣，使生人无适从。巧者弄而饰之，拙者眩而失守，诚伪无由明。……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质而有制，制而不烦而已。……至于丧制之缛。祭礼之繁，不可备举者以省之，考求简易，中于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风俗而不泥于坦明之路矣。……今以简质易烦文而便之，则晨命而夕周，逾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李华反对固守古礼，泥而不化，认为应适应社会变化简化古礼，权以适世。虽然礼在其理论中依然占有相应地位，但已不再是政教之根本，为政乃至整个儒学的中心渐移向于道德。与此相应，《孝经》与《老子》开始大受关注。开元十年(722年)时，唐玄宗曾注《孝经》颁行天下，并在天宝三载(744年)再诏曰：“自今以后，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还下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兼置崇玄学，于各州县学士内，均融量置，令习《道德经》及《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准明经考试，通者与及第人处分。”《孝经》与《老子》等道家思想的见重于世，表明政治层面对于道德与人心的关注，礼学开始退潮，礼学向道德的内转已渐成知识界的主流认识。学术趣尚转向的背后，常存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礼学的退潮既为“理有固然”，亦是“势所必至”。大体言之，主要有如下原因：(一)科举导向与士族礼学的衰退科举与教育是唐代官方儒学传播的重要手段，而在两者关系中，科举尤重，并进而左右教育之走向。唐初科举以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