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关键词]余英时；五四观；内在理路；文化重建[]K261[文献标识码]A[]1671-6604(2009)03-0029-05在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海外学者中，余英时不仅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而且对西学也有精深的了解。独特的中西文化背景以及对重建中国文化的强烈渴望和理论自觉，使得他的五四思想史研究有着很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余英时的历史研究富有批判意识，从不屈就于某一家、某一派的思想观点，其特点和贡献在于“善于用现代的阐释把传统中有生命的成分导向今日中国文化的重建，并能自觉地在其专业的学术研究中尽量释放出几分启蒙的光照”。中西兼具的学养和理性中正的研究态度，成就了他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他关于五四运动的评说及重建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为学界同行所普遍关注。一、“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不可偏废，若专就某一方面立论，难免有所见又有所蔽。长期以来，受马克斯·韦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观点的影响，史学界盛行着用“外缘说”解释思想发展史，往往借用汤因比的“挑战一回应”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史，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自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提出了批评，转而提倡“以中国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模式，余英时的五四思想史研究路数正体现了这一转向。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看做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余英时认同怀特海的说法，努力将思想史、学术史打通，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和生命。他对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辨证的’关系”。“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也曾发挥了主动作用，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已。”有人说，清代300年学术思想史是建立在反理学基础上的，余英时反对此说，认为仅有一个“反”字是反不出有清一代整套学术思想来的。他研究清代思想史，着力于找出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之间的精神联络。同样，他在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时候，致力于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揭示贯穿于五四学术思想与晚清学术思想之间的内在生命，因为他坚信“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决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中国的价值系统发生全面的变动是在五四时代，这一方面固然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五四与传统之间又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远的说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的反名教运动，“晚清至‘五四’的反儒家运动也未尝不和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争议有一脉相通之处”。近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清末民初反传统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康有为与章炳麟两人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但到了五四时期，康、章都成了落伍于时代的保守人物康有为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章炳麟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也是和新思潮背道而驰。“因此之故，讨论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忽略康、章两人和新思想运动之间还有什么正面的关系。而事实上，进一步分析，对于新思想运动的风气，康、章都有创始之功。……五四运动打破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当事人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对此均有明确的认知，他们对康、章与五四学术思想关系的论述佐证了余英时的看法。除康有为、章炳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