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随想“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康有为,《孔教会序》,一九一二年。一、引论思索的缘起我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关心国家大事”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对政治和文化的关注始于“八九”事件。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那一事件使我意识到,至少在短期内,文化和政治是一种独立于经济的、对社会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自此,韦伯和葛兰西的思想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我相信政治和文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伴随着90年代初期的“传统文化热”,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儒家经典。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起了民族主义讨论。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并起。这一切促使我思考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争论。这场讨论使我把关注的视野扩展到国际领域,开始关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90年代末期进行的两项立足于本土的实证研究,强化了我对民族文化的信念。对法轮功的研究使我认识到传统因素的顽强生命力。[1]对亚信公司的研究使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从而加深了对“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解。[2]“”事件以后,我在华盛顿做访问研究。弥漫美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氛,促使我更加关注文化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我重新阅读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受益匪浅。这一年也使我有机会对美国的宗教进行了近切地观察,看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于是,我回过头来阅读中国宗教史,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一系列着述。在异国他乡的这些阅读和思考,加深了我对新儒家和康有为的理解。XX年的中国春节,我决定把这些年来的思考付诸笔端。XX年4月确定初稿。但是,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我始终犹豫不决,不是对自己的观点缺乏自信,而是对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把握不好。金秋十月,有了一段平静的时间,我得以重新阅读草稿,进行修订,并决定把修改稿公开发表,以求教于世人。基本观点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民族、文化、国家的“三位一体”是现代化的产物。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反之,没有独立的国家也很难有完整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而是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是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也是民族国家成功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结盟的基础。文化或文明正在成为支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力量之一。21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站在了文化复兴的转折点。一方面,文化或文明成为主导国际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轻视自己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就国内形势而言,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同时,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此外,中国人口众多,移民遍布全球,而且中华文化气质独特、难于同化,也是支撑文化民族主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通过文化重建强化民族凝聚力,同时通过文化重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也就是说,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