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受到国内很多人关注。这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最后的结果是普遍关注了领导希望我们关注的话题–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他想要说的全部。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然而，国内读者却似乎对这个基本主题采取选择性"失明"，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在回避这一点。其实，当代中国普遍恐惧的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论支持的大规模暴动。不过鉴于当时法国和当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感觉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似乎验证了书中的某些论断，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并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一、期望值革命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正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看看北朝鲜，就知道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现实往往恰好相反–在专制集权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一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仍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会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1]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2]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律不是经济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