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绩效的理性思考农村经济是一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农村经济的自身特点、国家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农村经济制度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还是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资本原始积累（农民是提供这种积累的主体）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时代，而且还将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全过程。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又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计划经济体制赖以运行的基础。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而且改革的力度又不能超越于发展的程度。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农村先后实行两种不同的体制：前30年基本上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后30年则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但还很不完善。在过去的60年，中国农村为什么要先后实行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这两种经济体制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们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解决“三农”问题带来什么效应？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无望解决“三农”问题，市场取向改革至今也没有能够解决好“三农”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互依存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中国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农业提出的要求是：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必须的农产品；在价值形态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最低限度的启动资本。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流向城市，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在其进程中则是采取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来实现资金转移的。以强制压低农产品购销价格为特征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是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为了推而行之，势必辅之一整套强制性措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通过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再造，为强制性农产品统购提供组织制度保证。以强化国家行政干预为特征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形成利益缓冲体，它既能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起着缓冲的作用，又便于政府贯彻自己的意图，落实农产品生产与收购的指令性计划。---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就其实质而言，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这集中表现在国家通过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农产品统购统销、限制农产品自由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使国家实际上成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的第一决策者、支配者和受益者。农村人民公社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处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对其控制的后果负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在发挥为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潜伏着一定的负面效应。这集中表现在导致农业部门收入的过度流失和农业资金被过量提取，既不利于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也不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至197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74元，三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纯收入在50元以下，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当时平均每个生产队的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农业投资长期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必然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相当缓慢，并经常出现大幅度波动由于较长时期从农业部门抽走的资金过多，而大量剩余劳动力却滞留在农村，使得农业生产手段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很不协调，“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虽然工农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建国初期的3：7转变至1978年的7：3，但并没有改变国内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和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