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李捷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内容提要】中苏论战，是60年代国际共运中的重大事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发生，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就中国方面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中苏论战的实质，既是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关键词】中苏论战中苏关系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作者简介】李捷，1955年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中苏论战，从实质上说，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又是以意识形态大论战的特殊形态出现的重大事件。它对中苏关系以至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篇论文，无力从中苏双方的角度来全面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曲直，而仅仅从中国的角度来探讨这场论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一中苏论战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从1963年起，毛泽东已经感到中苏论战不可避免。在此之前，中苏双方都为避免这场论战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努力屡次失败的结果，又使双方都感到这场公开论战不可避免。随后，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对同年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于6月14日正式发表。这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同苏共中央论战到底的最后决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结论，促使毛泽东决心同苏共中央展开意识形态的大论战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人奉行的是一条谋求苏美缓和，并以中国的战略利益作为筹码的外交战略。第二，毛泽东认定苏联共产党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由此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第三，受到这种国际性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修正主义，当前最大的危险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他反复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的一段话：“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可以说，他的这些结论，都是中苏两党、两国长期矛盾积累变化的结果。从苏共二十大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共和苏共之间，就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归纳起来有三个，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这些分歧，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国家利益方面的。其中，苏联对美的缓和战略，对于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复杂化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两国关系仍然在继续发展，中苏双方都没有采取论战的方式，而是通过两党会谈和正面阐述各自意见来求同存异。这种做法对于维护国际共运发展的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召开，并发表《莫斯科宣言》，就是明证。这种短暂局面的出现，说到底，还是中苏两国战略利益的一致。1958年以后，随着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分歧的严重，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差距日益暴露。双方都改变了在两国关系上的忍让和克制态度，从内紧外松逐步升级，直到矛盾公开化。1958年，毛泽东在国内政策上进一步“左”倾，发动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他的目标，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要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优越于西方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后者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国对苏联“老大哥”地位的挑战，更不相信中国能够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苏联希望把中国纳入它的经济轨道，遵从它的经济分工，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导致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上从结盟走向破裂的深刻的经济原因。1958年对于中苏关系来说，是发生关键性转折的一年。首先发生的争执，是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