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发现启蒙：阅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者：王斑（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何翔、张宇译何翔校订:《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刊载（此前曾刊《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年第3期）摘要:长达十多年的持续思考和研究，经历了一系列的时局动荡和不同地域的游历，使此书得以重新阐明中国历史和文化在长时段里发展的隐秘轨迹，并提供了一个新的叙述方式来突破现存的中国研究范式。在中国，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一件文化盛事，影响并不限于学界，也波及了广大的普通读者群。哈佛大学出版社已计划把此书翻译和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一旦认真地阅读这部著作，西方读者在无意识深处对中国的误解无疑会被动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中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过去的一切寂静无声：它仅以习性、制度、器物和文本的形式而存在着。只有一个当下的阐释者能让它们开口讲话。如果这个阐释者忽略了他所处时代在认知及其他方面的兴趣，以为他对过去的描绘构成的是"客观"真实，从而拒绝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他就割断了过去与活生生的现在之间任何可能的真正联系，过去便葬身于时间之墓里。——理查德·瓦斯沃（RichardWaswo），《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和意义》对偏爱专门课题、深入实证研究的人来说，汪晖长达1683页的史诗般的四卷本近作实在是一个震惊。其内容之丰富，视野之开阔，恰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长达十多年的持续思考和研究，经历了一系列的时局动荡和不同地域的游历，使此书得以重新阐明中国历史和文化在长时段里发展的隐秘轨迹，并提供了一个新的叙述方式来突破现存的中国研究范式。在中国，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一件文化盛事，影响并不限于学界，也波及了广大的普通读者群。哈佛大学出版社已计划把此书翻译和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一旦认真地阅读这部著作，西方读者在无意识深处对中国的误解无疑会被动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中国"。当前关于全球化和帝国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长达一百多页的总序的结尾，汪晖提到了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并借此暗示后冷战时代的思想界氛围。今天的全球秩序来自于基于贸易和各国相互依赖的新自由主义的（neoliberal-style）经济网，帝国的新概念试图把这一幻想的秩序永恒化。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安全保障的上层建筑位于这一经济网的顶端。这种关于帝国的话语同我们所熟悉的、作为一种软实力的"帝国"似乎非常相像，即，帝国通过允诺和灌输普适性的文化价值获得霸权统治。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经久不衰的东方帝国形象——中国、蒙古、印度和波斯都被一股脑儿地塞了进去，其代言词为中央集权、专制、封闭。这一形象在西方人头脑里潜伏了几百年，是他们阅读汉学经典的支撑物，同时也在大众传媒、象征性的虚构再现和对外政策等领域内大量地、持续不断地生产着。因此，汪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并质疑这种用来讲述中国故事的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三百年以来的中国，究竟应该描述成帝国还是民族国家呢？如果依据东方帝国的形象，传统社群就被假定为从一种"前历史"状态而被迫进入由西方民族国家充当急先锋和载体的历史，即现代性的历史。当然，这同时催生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如果将晚清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形成中的民族国家，人们就会去寻找历史中潜藏的、预示了现代性的那些要素，从而再次发现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工业化、城市化、市场、贸易、国家建设等等。这一观点认为，正是与西方的遭遇战使得沉睡了千年的中国一下子惊醒过来，并迅速驶上了通向现代历史的快车道。这一现代道路拥有许多始作佣者，如卡尔·马克思、约瑟夫·列文森和费正清。另一派观点放弃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模式，试图"在中国发现历史"。更早一些，日本京都学派提出了东亚本土现代性的论点，将中国宋代视为源于东亚自身的现代性的开端，它与西方平行而并不为西方所启蒙。伴随着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和城市化的早期迹象，宋代中国被看作一个初具规模的未来民族国家的雏形。简而言之，第一种叙述的主要故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