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天命与人事观照下的悲剧和颂诗摘要：本文依据《三国演义》文本，参考学界先辈的相关论述，着力从天命与人事的矛盾冲突中考察我们民族的这部杰出的历史小说，挖掘其隐藏在政治权谋、军事策略等表象背后的深切的悲剧内涵和颂诗意义。关键词：天命；人事；悲剧；颂诗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学界有拥刘反曹说、人才说、悲剧说、乱世英雄颂歌说、天命说等十五种观点。笔者则认为，《三国演义》既是一幕理想幻灭的人间悲剧，也是一曲意气扬厉的英雄颂诗，而这看似背道而驰的“悲”与“颂”正是在天命和人事的观照下集中展现的。《三国演义》的悲剧性在于天命与人事的激烈矛盾的结果：人在操纵一切、不可逆转的天数面前的渺小、软弱。这一点在作品最后引用的古风中有着明显的流露：“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魏、蜀、吴三国其实都是失败者，相对弱小的蜀汉、孙吴固然破灭，强大的曹魏也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三国演义》中最为深切感愤的悲剧在于诸葛亮北伐事业的失败。诸葛亮是小说中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笔力、寄托了深刻的思想情感与理想追求的人物形象，而北伐事业则代表着复兴汉室的正义努力。小说中的诸葛亮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也不是历史上蜀汉贤相的民间化、通俗化，他代表的是斡旋天地、补缀乾坤的人事之极致。如果说刘备关羽身上都存在着足以致其败亡的性格缺陷，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则近乎完人，在作者的理想上、在大众的心目中，这样的人物是应该而且必然能够完成自己的事业、实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宏图大志的。然而现实却与之正相反对，他的事业固然有过多次的辉煌，甚至是接近成功的境地，然而最终还是失败的结局，这也就给六出祁山的故事情节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出祁山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进展迅速，然而终因误用马谡、丢失街亭，不得不无功而返。小说第一百回“汉兵劫寨破曹真，武侯斗阵辱仲达”中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开始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后主却听信谗言下诏班师，他再一次在遗憾中退兵。最富于戏剧性和象征意味的是第一百零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中诸葛亮本已将司马懿诱入葫芦谷却突因“天降大雨，火不能着”而让这个最大的对手死里逃生，他只得慨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这里作者借孔明之口表达了对冥冥中主宰一切的天命的无奈心理。接下来“陨大星汉丞相归天”中秋风五丈原一节更是将这幕悲剧推向了高潮。“姜维入帐，直至孔明榻前问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敌矣！悠悠苍天，曷此其及！”作品在这里反复提到天命的观念不是偶然的，它突出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人事”（以诸葛亮为代表）向“天命”（汉室将亡的历史趋势）发起强烈的挑战最终遭到了毁灭（北伐事业的彻底失败、蜀汉集团的最终覆亡）。然而《三国演义》又不是简单地宣扬天命观念、鼓吹安时处顺，它的确显示了人事与天命斗争的失败、人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的脆弱，但整个作品给人带来的阅读享受却不是消沉失落，而恰恰是充满力量的。毛宗岗在对作品进行加工润色时将杨慎的《临江仙》移诸卷首，这其实是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这首词集中表达的是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对历史及现实的空洞、虚无的感受，而罗贯中及其作品传达的是一种强烈用世之心、为政之志，是对历史、现实的深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演义》又是一部仁人志士的颂诗，因为作品真正指向的是人事对天命的反抗斗争，体现了人的力量与价值小说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茅庐”中记载刘备途遇崔州平的谈话，崔州平宣扬“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刘备则答称“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中面对谯周“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备明，未可图也”“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的反对意见时，诸葛亮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