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青铜乐器铭文与季札的诗乐思想摘要：季札观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观乐与评乐活动。自两汉开始，历来关于季札观乐就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或认为此事真实可信，但却苦于找不到令人信服之佐证；或认为此事属后人敷衍增饰，只因为坚信春秋时期的南蛮吴国不可能具备如此高水平之诗乐批评。历代学者均据传世文献展开论述，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而随着吴国青铜乐器的大量出土，解决这一千古悬案如今有了新的突破口。吴国出土青铜乐器铭文蕴含十分丰富的诗乐思想，无论从诗乐批评理论还是批评话语，皆可与季札观乐相互印证。吴国出土文献充分证明，春秋时期，吴国季札完全可能具备高超的诗乐批评水平，季札观乐应当真实可信。关键词：吴国；季札观乐；青铜乐器铭文：J120.9；J0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05《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载有吴国公子季札聘问鲁国时的观乐与评乐活动，这是春秋时期南方吴国与北方中原文化的一次深层次交流与互动。关于季札观乐，历来存在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相信季札观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并据此断定季札观乐时的《诗经》已经与今本相差不大，则当时只有8岁的孔子根本没有删过《诗》。持否定意见者则认为，季札观乐根本不可信，属于后人敷衍、杜撰的事情，进而又肯定孔子确实删过《诗》。两派意见，除涉及季札观乐与孔子删《诗》真伪问题外，都不可避免地又涉及到《左传》成书及其真伪以及司马迁有无见过《左传》等问题。历代关于季札观乐及其相关问题的争论，均依据传世文献展开论述，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季札观乐的探讨，实际上从两汉时期便已经开始了。两汉时期，便已经分成两派。肯定当信史看者，以司马迁为代表，《史记?吴太伯世家》全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原文。[1]1452-1453认为属于后人附会增衍者，郑众、服虔已开其端，如《周礼?春官?大师》疏引郑司农《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当此时，雅、颂未定，而云为歌大、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2]796《诗谱序疏》引服虔《左传》襄公二十九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2]263汉人去古未远，即已经如此，更何况汉以降历代研究者呢！围绕传世文献，人们对这一问题都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了，却仍然各持己见，争持不下。看来，若不从新的视角与新的材料上突破，是很难解决这桩公案的。其实，讨论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季札有没有可能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发表如此高水平的评论？而这一点不但是肯定派所苦苦欲寻觅的证据，也是否定派持否定意见时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例如，翟相君认为，季札观乐根本不可信，其罗列了六条怀疑的理由，其中第四条说：“季札是吴国（今苏州市）公子，属于孟子说的‘南蛮?_舍之人’，不可能通晓各地的语言和音乐。就是今天，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人。而二千五百年前的季札，竟然达到如此水平，这可能吗？”[3]赵制阳认为季札观乐是汉儒杜撰，并且说：“从季札观乐的看：它有可能出于后人的附益。理由是：（1）内容肤浅，没有抓住诗乐的要点。（2）季札与各国贤大夫所说的话，都是熟悉该国政情的明智评断，而且口气也大，不像是一位远居南国的年轻公子能说的话。”[4]那么，时处南蛮的吴国公子季札到底有没有可能通晓诗乐，能否说出高水平的诗乐评论话语呢？或者换句话说，季札观乐在吴国文化中有没有相对应的高水平的诗乐文化基础呢？显然，传世文献是永远无法给出答案的，要想解决此难题，我们只有从出土文献入手了。一、从吴国铜器铭文看吴国文化与周文化之关系南方古吴国地区，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江苏丹徒等地出土的铜器铭文，深刻揭示了南方吴国与北方周王室之间密切的政治与文化互动关系。例如，《宜侯?黧?》：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阌谝耍?入大?。王令虞侯?髟唬呵ê钣谝耍?赐?鬯一卣，商瓒、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赐土厥亩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