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章乃器“右派的老祖宗”：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部长可以不做，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乃器纵观中国历史，政客遍地都是，搞经济的好手却少。在农业时代，问题还简单点，只要抓经济的人能确保政府有存粮、地主有余粮、老百姓日子过得去，不乱铸钱不乱改货币，经济基本就稳定。而到了晚近，这事儿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经济渗入各个领域，流通的外延逐步扩大，时代开始呼唤经济专家。说到经济专家，就绕不开章乃器，他早年是“共产党的好帮手”，后来却成了“右派的老祖宗”。要说民国的传奇人物，章乃器绝对是一个，1949年前，他是中国资信业第一人，在经济领域打了不少漂亮仗1949年后，他是新政权的首任粮食部长，解决了当时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后来，他被划为右派，受尽折磨，却凭一句“人总是要做的”支撑，不说违心之语，还依旧敢言——那年头，敢直接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的人不多，章乃器便是其一。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年轻人，若非出身富贵，出路无非当兵或读书。1912年，15岁的章乃器入伍，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飞行营当学兵，一年后退伍，结果是“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这种两头不到岸，是那时代许多青年面临的共同问题，好在，章乃器找到了出路——1913年，他进入浙江立甲种商业学校读书，第二年，读到一本薄薄的《经济学》，仅是绪论中的一句“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便让他为之倾倒，称之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他埋头经济学，终成经济专家。35岁那年，他创办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并编发《征信工商行名录》，竟让大上海原有的洋办征信机构悉数倒闭。同时，他著述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也使其成为经济界首屈一指的理论专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在海外都影响极大，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最权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甚至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比如坚持中国货币独立，提倡“废两改元”，都有划时代意义。也因为这理论实践两手硬的本钱，他还被上海两家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甚至到了“听者塞窗”的地步——想来，也只有在那个热血者都在寻觅救国之路的时代，人们的求知欲之强才会如此之强吧！关于章乃器讲课，还有个典故，说他妙解“金融”二字：“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烧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腾沸洋溢，反而浇灭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形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如此形象生动，怕只在民国时方可得见。大凡优秀的经济专家，政治眼光往往也极毒辣，概因政经两道相通，能具有宽阔视野，把握经济脉搏，自也看得到政治的本源，世间一切本就相通，关键是要懂得举一反三。当然，这里说的是能够掌控经济全局的经济专家，而非纸上谈兵的所谓经济学家，也非贪图蝇头小利的商人。章乃器透过经济看政治，极有心得，比如民国时期地方货币制度混乱，他所看到的便是其背后的军阀割据形势，各地的钱庄说到底是封建商业资本模式，于是他提出，要防止民间资本转化为内战资本，便极有见地。更见其功力的是抗战时期——要打赢这一场仗，光靠枪炮显然不行，咱还得把经济理顺，别的不说，仅仅是战时物资，就是一门大学问。不是真正的经济专家，绝对把握不了战时经济。而章乃器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实在出彩，被誉为“战时理财专家”，他临危受命，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推行货物检查税制度，对敌占区与我区之间进出口物资分类进行查处，在经济领域打击日军，被推广至全国。但即使能透过经济看清政治本质，章乃器骨子里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时代里，他还是一个呐喊者，与沈钧儒、邹韬奋和陶行知等人一样，是救国会的创建人之一，当年救国会的政论，如《四年间的清算》、《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给青年们》等，都出自其手，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