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问题的文学“社会档案”聚焦问题的文学“社会档案”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家族中，中篇小说创作值得另眼相看。有三点为证：一是其代表作在某些文学流派形成中具有核心作用。如《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与反思文学；《爸爸爸》《女女女》《棋王》《小鲍庄》与寻根文学；《灵旗》《红高梁》《妻妾成群》《黑风景》《温故一九四二》与新历史文学；《单位》《风景》《烦恼人生》《一地鸡毛》《瑶沟人的梦》与新写实文学。而新世纪流行的底层叙事中，中篇小说不仅是绝对主力，并且引领着底层叙事潮流。二是发展比较稳健。新时期前十多年短篇小说最活跃，后来中篇逐渐崛起。如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获奖小说中，短篇只六个，中篇有十个。笔者自2000年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选，多年来有个深刻印象：大家对中篇小说状况较满意，认为相对其创作的步履一直较稳健，短篇小说创作明显滑坡，长篇小说创作则起伏大。三是保持纯文学风貌。就市场经济时代的媒体关注和经济效应看，中短篇小说都无法与长篇小说比肩。小说畅销榜基本是后者一统天下。如《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国画》《檀香刑》《桃李》《狼图腾》《藏獒》和《兄弟》都是著名畅销书。虹影《阿难》头版十二万册；麦加《暗算》开机五万册一周卖光。而只能在纯文学期刊出现的中篇小说，除改编影视就很难有市场效应。其认可基本来自编辑、评论家和较专业的文学读者。这种限于纯文学环境的生存状况或许有些无可奈何，但也使中篇小说得以保持了纯文学风貌。新世纪中篇小说生存状况依然如此。不过我这里专门讨论却另有原因。相对长篇小说（包括严肃作品）走市场路线，报告文学转向颂歌，散文的地老天荒，诗歌抒情日常化，新世纪中篇小说则有不同表现：聚焦社会矛盾，强烈的参与意识，突出的问题意识，几乎成为其时代性的关键词。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适于很多代表作。我有时觉得这些可以称为文学“社会档案”的作品被主流允许还不易。可能只有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是个例外。这或许也和纯文学环境有关，缺少媒体关注多少能避免风口浪尖的麻烦。也由于上述表现，新世纪中篇小说就充分体现了文学社会学意义。或者说这些文学“社会档案”给文学社会学提供了典型内容，很适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文学社会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正如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塔迪埃所指出：在史达尔夫人、泰勒、黑格尔和马克思的19世纪文论中已提出基本原则，至20世纪则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研究方法。塔迪埃认为文学社会学的特点，在于建立并描述社会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家创作、作品表现、读者接受等多个互为联系的环节。由此审视新世纪中篇小说（本文涉及作品有些发表在世纪之交）显示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就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焦点问题的关注。面对弱势群体、权力状况、物质主义和道德走向等重大问题，以及扑朔迷离的社会纠结，作家思考既表现了鲜明立场，价值评判也呈现出矛盾。既有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现代情感与古典隋怀的徘徊，更有现实经验和理想期待的困惑。一、弱势群体的描述及问题作为底层叙事主力，弱势群体问题自然成为很多中篇小说的首要题材。相较当年新写实小说平民成分较杂，如《单位》《烦恼人生》《风景》《马车》《纸床》《黑洞》《翅膀硬了》和《瑶沟人的梦》所描述的“小人物”包括了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农民、市民、下岗职工，新世纪中篇小说关注对象更明确，基本为三类：乡村普通农民、进城农民和下岗职工。这当然与阶层状况变化有关。如校园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早已与弱势群体无关。书写对象的变化既反映了现实阶层状况，也使这种书写的民间立场更突出，问题意识更强烈。尽管市场经济时代中国阶层状况出现了复杂化，普通农民属弱势群体则无疑。关注其苦痛也就成为新世纪中篇小说一个聚焦点。陈应松《母亲》堪称代表：五个子女原本孝顺，问题是他们家庭也个个艰难，母亲中风瘫痪无异雪上加霜。缺乏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导致子女只有两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