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神”如何私心误国蒋介石震怒之下，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成了薛岳的替死鬼。薛岳谎报战功，非为鼓舞抗日士气，而是存心欺瞒重庆决策层如前两期《短史记》所述，薛岳在所谓的“三次长沙大捷”中，虚报战功之现象，极其严重。有读者质疑：虚报战功乃是鼓舞本国抗战士气之必要手段，无可厚非。此言貌似有理，但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即：作为战区最高长官，薛岳有义务向重庆最高军事当局如实报告战况，以裨最高军事当局在全局层面，做出正确决策。换言之，对外界、对媒体，重庆及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皆不妨将敌军伤亡数目扩大，将自身损失缩减。但对内部，呈报给最高军事当局之战报，却须尽可能准确。但薛岳没有这样做。第一次会战，第三次会战，均系薛氏主动向重庆谎报战功。第一次会战，薛岳向军委会报告：“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蒋介石受其蒙蔽，亦致电陈诚、薛岳，祝贺曰：“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蒙蔽重庆成功后，薛氏进而欺骗媒体，在记者招待会上吹嘘称：“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①事实上，日军未至长沙而退，“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②第二次会战，第六、九两个战区，伤亡官兵逾10万之巨，实系无可遮掩之惨败。故将此次大败宣传为“大捷”者，乃是重庆方面，而非薛岳诸人。薛仅指派参谋处长赵子立等人，将重庆广播的新闻和报刊宣传的材料收集、整理，加工成一套无漏洞的“战役经过”，以应付中外记者。第三次会战，日军虽败，但未溃散，仍能有序撤退，薛岳却向军委会虚假报告称：“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生还无几”。浮夸若此，以致军委会“在场诸人均笑斥之”。③薛岳亲信幕僚吴逸志由此不难发现，薛氏之战报作伪，非是为了鼓舞抗战士气，而实是因个人私心而故意蒙蔽重庆最高当局。也唯此才能理解，何以第一次会战后，薛氏幕僚吴逸志即积极排演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将薛氏打扮成“岳武穆”，将自己打扮成“诸葛亮”，各处巡演。此种拙劣不实之宣传，虽“遭到外界的讥诮和内部的反对”④，但第三次会战后，吴氏又故技重施，排练了多种宣传薛岳个人功绩的粤剧、湘剧。湖南的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更是“差不多变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一切都照薛岳的指示去办理。”⑤此种私心自用，最后终于酿成“第四次长沙会战”一触即溃之败状。私心自用超越抗日大义，长沙城仅一日即告陷落此役之败，薛岳重责难逃。先是，长官部参谋处处长林方策等，根据日军在各沦陷区大量抓夫等情报，判断“日军要攻长沙”，但薛岳不信，认为“就日本来说，太平洋的其他战场重要，不会再向中国战场进攻”、“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日本已经不敢向本战区进攻了。”对于抓夫之举，则判断为：“那是抓了到南洋去当苦力的！”因薛氏“对内部统治甚严，……本战区无论谁与（重庆）军令部讲电话，都要按他的旨意回答、汇报”⑥，故九战区参谋处的上述战情研判，亦无法详细传递至重庆。再是，薛氏此时，正与李济琛等人密谋，企图在史迪威等人的支持下，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据李济深自述，1944年日军进攻长沙前后，“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⑦薛岳“与美国接头”的野心，至晚可以追溯到1943年7月。薛氏命其亲信幕僚吴逸志，通过吴氏在外交界工作的襟兄，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关于美国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获罗斯福复电嘉许。此种地方战区越过重庆中央，介入与盟国外交的行为，对全局性战略的破坏性可想而知。故蒋介石闻讯后大怒，欲严办吴逸志，但因薛岳力保，仅以免职另调告终。正因如此，当蒋介石派白崇禧前往桂林，架空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以指导即将爆发之战役时，薛岳反应极大，“开始叫骂，闹腾着要辞职”；对白崇禧拟定的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之方案，坚决抵制，理由是“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