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20世纪中国新探之一袁伟时近年来，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纷纷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了解历史真相，破除迷信，增长智慧。环顾20世纪中国，很少触及的最后一尊偶像是孙文。宝相庄严，灵光闪烁。彻底破除迷信，努力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是猎奇，更非哗众取宠。任何现代国家公民成熟和社会稳定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条件：洞悉政治运作的真实情况，按民主程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掩盖真相，按照某些以先知或精英自诩之辈选定的观点编造历史和现实，刻意宣传，是可怕的盲动的重要根源。20世纪中国许多人为的灾难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孙文一生干过四件大事：推翻清帝国；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护法斗争；准备北伐，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清帝国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争议不大。20年代谋求中国统一中的是是非非，笔者拟另撰专文。本文集中讨论反袁和护法斗争。讨论这些问题，先要弄清楚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窃以为最重要的基准线是完成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核心是严复说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1]后来的多次启蒙运动和反帝、反封建一类的政治口号都是这一核心思想的推衍。任何有关的言行和事件都应以此为基准去考量，有利于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者是，不利者非。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袁世凯在经济领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有利于提高人的自由度。但他对外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出卖国家利益；对内限制言论自由，践踏法治，摧残民主，恢复帝制；这些都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罪行。反对他的这些倒行逆施，无疑站在历史正确方面。不过，不是所有反对袁世凯的人和事都应肯定。宗社党和其他遗老遗少冀图恢复失去的天堂，恢复大清帝国，当然不值得赞许。即使像孙文等人总的看来站在正义一方的人，其所作所为也绝非无可非议。性质正义并不意味着手段正义，更不表明正义一方的各种举措都是正确的。袁氏暴毙后的“护法”，情况则更为复杂。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和护法斗争，对20世纪中国影响巨大。愚意以为在这两次长达十年的斗争中，孙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迷误：1,鼓吹错误纲领。2,进退失据。3,把小团体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4,以不正当手段进行护法斗争。以下让我们逐项详加讨论，然后探讨这些迷误的根源。辛亥革命后的错误纲领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成了考验同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了袁世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南北议和，让权于袁世凯，是基于以下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2]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氏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