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朱恋更多的并不是两厢厮守的朝朝暮暮，更多的是一部英雄与红颜的悲剧史诗，既是那个错综复杂的时代造成的爱情悲剧，也是主人公自身价值取向的历史必然。萧、朱两位主人公生活于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哲宗是北宋自太祖以下第七位皇帝，当是时，天下大势亦是分崩离析，北边有契丹人所建辽国的威胁，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干扰，再向西有日趋强盛的吐蕃，相较北宋、西夏、吐蕃和大辽此时最为祥和安宁偏安一隅的莫过于西南的大理了，萧峰是契丹人，从小寄养在汉人圈里自幼熏习汉族中原文化，纷乱的政治民族环境就已然为以后萧峰身世揭穿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埋下了伏笔，而阿朱姑娘是地道的江南水乡女子，江南于北宋时已是文风渐盛，事实上，中唐以后，经济中心南移趋势日益明显，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文化政治重心也呈同步趋势，客观上，滋养了江南风流俊逸的文学土壤，无疑对当时已是小桥流水的江南锦上添花，自然出于江南的女子少不了一股骨子里天然的灵秀和一股后天的纤柔，阿朱便是这样一位江南女子，江南女子的特点在她身上展露无疑：音似娇燕，绵绵醉人；步若凌波，款款生尘；身如荷摆，盈盈窈窕；腰似柳细，芊芊袅娜眉如蛾月，涓涓酥神；眼如秋波，脉脉含情；指似春笋，纤纤玉凝。为什么这样一位清秀脱俗的江南俏佳人不能连理身份为契丹人的萧峰？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原因。首先，这是当时的政治民族矛盾犬牙交错所直接造成的爱情悲剧，宋哲宗时，北宋已然与契丹人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敌对气氛紧张，边缘政治矛盾层出不穷，事实上，契丹人自来就有南侵中原的史实记载，契丹，是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部，唐朝前期，契丹大贺氏一部为部族酋长，此时依附于唐与突厥两股政权之间，忽此忽彼，向背无常，据史料记载，在武则天时期，契丹兴兵大唐国境，且一地攻入幽州，南残瀛洲，此后大贺氏衰竭，遥辇氏代之为契丹族酋长，此时亦于唐玄宗年间就敢于杀掉唐朝为和亲而送加于契丹的公主，并不断侵略唐朝边境，安史之乱后，幽州附近各地区更是经常处于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到了耶律阿保机时代，其凭借自身谋略推翻了遥辇氏的统治，而代为契丹族的共主，并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由于契丹族是游牧民族，善于马背上骑射，所以战斗力彪悍，加上其文化远逊于中原，民族多蛮夷游牧习性，据《辽史.食货志》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阔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所以契丹历来构成对中原政权的军事威胁，早在宋朝太祖赵匡胤建国初期，就对契丹采取守势，于瀛洲、常山、易州等重要军事重镇分屯重兵把守，到太宗时期，欲乘收复北汉时恢复燕云，但两次进攻契丹均以失败告终，于是不得不无奈又采取守势，并采用塘泊遏制契丹南侵，但是塘泊受天时影响，当降雨量小、河道淤塞时就失去了作用，公元1004年，契丹国主与其母率军南下侵伐中原，宋廷在宰相寇准的主战下宋真宗亲临战场才化险为夷但宋朝政府惧战于是委屈求全的与契丹达成澶渊之盟，此后北宋政权一直与契丹在对立与斗争中并存，双方民众互相排斥，老实不相往来，相互猜忌，提防。自然双方武林人士的仇视立场已然为萧朱的结合构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舆论屏障，中原人士自然不承认身为契丹人的萧峰，同样契丹人也不承认来自江南的阿朱，除非他们选择归隐，否则在江湖上总是免不了江湖人士的唾骂，很难得到江湖武林人士的同情与祝福，萧峰也想于阿朱塞上牛羊，不问江湖，但前提是萧峰找到当年雁门关外血案的带头大哥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他父亲的雁门关悲剧正是北宋与契丹相互提防、相互猜忌以至于兵戎相见矛盾斗争的产物，这也意味着萧峰将走向一条回不了头的复仇之路。时代的错综复杂并不是凭借他的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注定他要成为这个时代名族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便缘于此，才会有他千里南下追踪带头大哥，以至误中康敏毒计于小石桥错杀阿朱的悲剧结局，前面已经说到，阿朱是江南水乡女子，少不了汉学儒风孝义思想的耳濡目染，所以“身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