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体制之创建社会面临着重大转型。与此相适应，中国学术文化也发生重人转轨,即从传统学术形态向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形态转型。这种学术转型，既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标志。故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便不能回避学术转型问题。中国传统学术有其固有的形态，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并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近代以来，随着与中国传统学术性质相异的西方学术文化的输入与移植，中国传统学术面临着严峻挑战，不得不发生转轨问题。重视研究学术史的制度层面学术的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二是制度层面的发展。具体到学术转型，则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木身的转型，而且体现在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制度的转型。中国学术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史层面。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到王伯祥的《中国学术演变史》、杨东苑的《中国学术史讲话》等著作，均关注于学术演进的思想层面，着重讨论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历程，对学术家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而对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学术制度，诸如学术研究的群体特征、研究对象、学术机构、学术机制、学术评估与交流、学术环境和条件等，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一部中国学术史，是学术思想演进史,而非学术体制与制度史，勾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出來的是单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概括，是一个个学术山头和思想山峰，及由这些山峰组成的学术流派,而看不到学术思想演进的制度性框架——支撑这些学术思想的体制、骨架和结构。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发问：是中国传统学术本身没有体制和制度性的规范呢？还是人们无意间遗忘了这些体制及制度？重点考察近代中国学术体制的转型中国传统学术有没有体制性的规范，即中国传统学术是否体制化学术，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此暂且存疑。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体制化或制度化学术研究，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近代以来这种体制化的学术是怎样来的？近代中国的学术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故此，笔者认为，研究近代学术转型问题，除了研究学术思想口身的演变转型外，不能不对学术制度和学术体制的转型作重点考察，即应该重点考察学术研究的主体、客体、理念、方法、机制、机构、评估、影响等方面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本身的变化。笔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抱着什么目的（动机、理念），用什么方法，研究怎样的问题；研究成果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交流，对人们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如何评述和争论它。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总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条件限制，更无法超越特定的思维模式、思想框架、语言文字限制，及制度化的规范。其中，制度化的规范——就是所谓学术体制。故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研究，将重点集中于学术制度层面，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正是因为研究的视点不是集中于学术思想的演变上，故所要考察的问---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题，是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学术研究的主体转变，研究对象的扩展，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中心的转变及学术机构的建立，以及新的学术交流、学术评议、学术奖惩机制的建立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冃前学术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现代中国学术体制形成的契机及特征既然将关注点放在中国传统学术机制向近代学术体制的转变上，那么实际上己经预设了一种理论框架：有一个中国传统的学术运行机制或学术体制，还有一个近代学术运行体制或学术体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两套学术机制（或体制、制度）的预设，便产生了所要讨论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学术运行机制或体制是什么？中国近代学术体制是什么？其特点是什么？传统学术体制是如何瓦解的？近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建立起来的标志是什么？近代中国学术体制的转型，就是学术体制在近代中国的重建问题。所谓“重建”，是指旧的传统学术体制解体了，必须参照近代西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