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历史与宗教问题之——“新疆”名称的由来近代以来，由于清朝衰落，就在沙俄大肆侵吞我国新疆领土的同时，就连毗邻新疆的浩罕小国也产生了伺机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18世纪中叶以后，浩罕汗国利用同我国新疆毗邻，有道路相通之便利，就一直豢养从新疆跑出去的封建和卓后裔，利用他们干扰我国新疆内政，破坏当地的社会稳定。进入19世纪，他们更是利用当时对我国不利的国际大环境，不时策动和卓入疆作乱。1847年的卡塔条勒和倭里罕为首的“七和卓之乱”就是浩罕贵族纵容支持的结果。这些反动和卓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城略地，无恶不做，给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1865年，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两国支持下，挟持张格尔后代布素鲁克公然进犯南疆，乘清军布防不严、兵力不足之机，先后侵占了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诸地。1867年，阿古柏悍然建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汗国。此后，他又先后占领了天山东部的吐鲁番、迪化（乌鲁木齐）等地。至此新疆大半部处在阿古柏统治下。阿古柏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七城）”汗国是一个真正的侵略政权，他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奴役，从而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和田一战，当地各族人民就有五万多人被杀害。阿古柏还实行宗教专制，强令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不从者被杀的多达数万人。阿古柏反动政权对天山南北各地的血腥统治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翌年，沙俄又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柏势力威胁到俄国安全，打着保护和代守的旗号，公然出兵占领伊犁，归俄国七河省管辖，并进而觊觎整个新疆。我国西部疆域在大小列强蹂躏下呜咽。新疆面临着为外国瓜分侵占的危险。面临新疆日益恶化的局势和中国西部疆域将被瓜分的危险，清朝政府在经过一场所谓“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西北防务重新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光绪元年（1875年），年事已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为了使西征之役大获全胜，他不仅制定了进军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还储备粮草武器，整顿军风士气，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1876年，左宗棠进驻肃州指挥作战。6月，清军七万余人在刘锦棠的直接率领下直插北疆地区，连克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等地，大败侵略军，阿古柏走投无路，被迫服毒自杀。随后，清军乘胜追击，挥师南下。连克焉耆、库尔勒、阿克苏、乌什、喀什、和田等南疆诸地，至光绪三年（1877年）底，清军已陆续收复了天山南部诸地，阿古柏在新疆建立的侵略政权覆没。清朝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还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新疆各族人民的鼎力帮助和大力支持。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覆没为清军进一步收回伊犁创造了条件。为了对沙俄施加军事压力，尽快收回伊犁，阿古柏侵略政权覆没后，左宗棠不顾年老体衰，以68岁的高龄，亲临哈密大营指挥，誓与沙俄决一死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光绪七年（1881年）2月，清政府使臣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前往俄国商谈收回伊犁事宜。经过与沙俄艰苦的谈判，几经周折，最后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议定次年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中国以赔偿沙俄军费900万卢布（合500多万两白银），允许俄商在新疆贸易不纳税，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等条件为代价。八年（1882年），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终于回到祖国怀抱。19世纪中后期，新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明显地暴露了新疆社会的弊病和军政管理方面的漏洞，特别是“军府制”和维吾尔地区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残余的伯克制度，严重阻碍新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中被摧毁殆尽。清朝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除东部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推行内地军政管理制度外，全疆大多数地区一直实行“军府制”的管理制度，就其实质而言，“军府制”是管军政而不管民政，军政民政分治，民政多由本地王公伯克管理。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封建社会，伯克专权，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很不利于新疆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19世纪新疆各地发生的社会动乱不仅证明“军府制”已不适合新疆社会发展要求，而且封建伯克制度也受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