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型案例看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生存与发展陈秀红摘要公益诉讼是当前盛行于我国诉讼法学界及环境法学届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围绕公益诉讼的理论创新、制度设计做了大量研究。而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成为公益诉讼发展与完善的第一道槛。本文认为只有从具体国情出发,研究诉讼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才能真正实现程序与实体正义。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保法庭:D925:A原告资格的认定就是环境诉讼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1、松花江水污染,北大的教授和学生提起的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为共同原告的环境公益诉讼,最终以撤诉告终。法院未受理的理由是自然物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实,在一切实体未得到赋权之前,他们都被视为物,甚至连物都不是。就如德国足球场上的世界杯空气的买卖问题,之所以得到关注与讨论,必然是因为该问题存在讨论的余地的。而本文也相信,从法律理念上讲,并非只有能开口说话的人才可以被视为权利的拥有者。国家、公司、婴儿等不都是因为有法律的赋权才有了诉讼主体资格吗,我认为随着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中国的环境法中确立自然物种的诉讼主体资格只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迟早的问题。尤其是像鲟鳇鱼这样的濒危物种,它应该具有其要求生存的权利,作为能够制定法律的人类,应该保护这种权利,并为了保护此权利,提供法律救济。在人们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今天,也为和谐发展多做一件善事。2、2008年12月11日,在阳宗海恶性污染事件发生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临危受命,在公众、舆论的关注下,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成为了继贵阳、无锡之后的又一个环保法庭。昆明环保法庭志在探索两种特殊类型的诉讼,一是环境公益诉讼;二是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诉讼。都是环境诉讼的热点问题,同时面临的困难也最大。然而事实是,昆明环保法庭成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至今没有受理。出现零案件的原因并非是昆明市没有需要解决的环境纠纷,倒是这其中环境污染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有待法律的明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无锡、贵阳等地的环保法庭也长期处于空置状态,即使有案件进来,也不是真正的公益诉讼。在贵阳,在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大门向“两湖一库”管理局、检察院、林业局、环保局四部门敞开的同时,将公民个人置之门外的情况也足以说明公民在中国是多么的不受信任,当然这也说明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个人为公益在中国总是“有目的”的,个人不可能单纯为了公共利益而“多管闲事”。显然,无锡和贵阳市在试图扩大原告资格的同时,一致将自然人排除在原告资格的门槛之外,美其名曰为自然人在举证能力上处于劣势,同时也为了防止以个人私利或带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目的而利用公益诉讼滥诉的情况出现。而将权利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这里他们忽视了在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方面,把原告资格赋予一定的环境保护机关比赋予检察机关来得适宜。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环境保护机关更加适宜作为环境诉讼的原告主体。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性质决定了其本身就不适合做环境诉讼的主体。再者,环境诉讼的专业性也注定了环境保护机关更适合作为原告主体,参与诉讼。何况,人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厌诉、息讼的国度,他们宁愿以彼此的妥协换得一时的平和,几乎都是迫不得已时才会考虑向法院提起诉讼,而真正去提起诉讼的人就更少了。其实我们根本不必担心自然人会滥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即使存在个别分子,那么这时也就是发挥司法部门作用的时候了。其他诉讼都不能要求当事人完全认识到自己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适格与否,当然也不能要求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人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定要适格了。另外,我觉得我们如果要真正扩大原告资格的认定,还有必须做到让行政机关“放权”,因为现在很多环境纠纷都还只是行政机关利用环境行政执法,独当一面,对环保审判活动的作用没有充分的了解。这就需要唤起行政机关的环境维权意识,使潜在的环保案件尽快进入审判程序,确保及时、有效、公正的卫华受害者利益以及真正落实环境权益保护。3、浙江蝌蚪之诉历经15年,两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四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