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对抗：生物—文化批评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剧“人性”具有抽象而广泛的含义,涵盖面广而且争议大。但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对自己本性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的每一种理论都为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理解人性是认识人之美德的基础、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稳定的唯一途径。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导文学学术研究领域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深受福柯、德里达语言和文化理论的影响,使文化自主性(culturalautonomy)变成社会科学的标准,反对普遍人性的存在。但到了20世纪末,美国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的英语教授约瑟夫·卡罗尔(JosephCarroll)在进化论思想、现代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启发下,建立了一种新的批评理论——文学达尔文主义。该理论试图确立生物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并致力于从进化论、进化心理学及生物学角度揭示文学文本中人类基本的行为、动机和情感,从而揭示文学的本质。卡罗尔在确立生物学作为文学研究基础的同时,并不否认文化对人性的巨大影响。因此,文学达尔文主义也叫生物-文化批评,人性是核心思想和主要研究对象。莎士比亚是一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18世纪以后,他的声望与日俱增,当他的作品被一代代传下来时,又获得了“新的光荣和荣誉”。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他“忠于普遍的人性”。约翰逊(SamuelJohnson)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认为,“莎士比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作品表现了普遍人性的真实状态”,所以任何时代的读者对他的作品都倍感亲切和熟悉,从而坚持阅读、研究和探索莎士比亚作品中新的、珍贵的东西。本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亲情、爱情、友情与荣誉、责任和政治权力间的冲突揭示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剧中反映复杂人性的生物文化特点,从而解释悲剧人物的行为、动机、情感和思想。卡罗尔的人性概念为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剧中的人物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久经考验的莎士比亚作品历来都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试金石,从文学达尔文主义关注人性的角度可能从多方面加深我们对莎士比亚这些古代戏剧的理解,以便更深入的理解莎士比亚的伟大。本论文正文部分主要考察了莎士比亚的五部戏剧,包括《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Andronicus)、《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andCleopatra)、《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TroilusandCressida)以及《裘力斯·凯撒》(JuliusCaesar)。本文共有五个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包括三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对选题缘起和意义进行了阐释,认为莎士比亚的古希腊罗马悲剧是反映人性的文学经典,同时对揭示古代社会和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都有重要的意义；然后就收集到的资料对国内外莎士比亚罗马剧的整体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评述；其次对本论文涉及到的关键词“人性”详加解释,并对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源起、发展、实践及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进行总结和诠释。第一章,亲情与荣誉。本章主要研究《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科利奥兰纳斯》,这两部戏剧明显反映出人类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亲缘之爱的剖析,揭示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主人公行为背后情感和文化的冲突。悲剧主人公极为矛盾的行为和困惑的情感源于既要追求荣誉,又要彰显父爱,最后酿成悲剧的复仇行为也是因这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引起。《科利奥兰纳斯》描述了荣誉崇拜的行为是如何毁掉一个母亲爱儿子的故事,母亲伏伦妮娅完全没有源于家庭观念的情感。科利奥兰纳斯分裂的人格和最后的悲剧反映了母亲培养儿子社会能力的失败,因为英雄的行为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影响和限制。莎士比亚在这两部剧中将父母爱的本能推到极端的环境中,泰特斯和伏伦妮娅的情感和动机揭示了人性中生物性和文化性的对立。第二章,爱情与责任。本章研究的对象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古希腊传奇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两部戏剧都涉及浪漫的爱和配偶选择。《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