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_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_兼谈_二重证据法_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摘要：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王国维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释证文献，建立古史体系。“二重证据法”不是虚玄的历史哲学，而是切实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能否定。当代简帛佚籍研究出现了盲信出土文献的现象，实乃未能很好地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王氏强调“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这正是当代学者正确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关键词：王国维；金石学；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22）05-0035-06第28卷第5期Vol.28No.5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angfang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sEdition）2022年10月Oct.2022收稿日期：2022-07-30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时期史学之研究”（10JJD770005）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男，河南范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王国维是近代学术大家，在文献研究方面，上有所承，下开新篇。他继承发扬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方法，适逢近代地下文献不断出土之良机及中西学术相互激荡之风会，取得了让后世景仰的学术成就，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就文献研究而言，王氏对近代以来影响巨大，既推动了近代以来文献考订实践的发展，又丰富了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内容。一、金石证史、考古资料与“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考古”与“金石”总是联系在一起。宋代金石学发达，很多金石著作都冠以“考古”的名称，如程大昌的《考古编》、吕大临的《考古图》、叶大庆的《考古质疑》等，因为金石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古代“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故总是被冠以“考古”之名。20世纪初，虽然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得以诞生，但是，“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先声”［1］，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晚清开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开始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型。在这种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金石证史的文献考订思想和方法与近代考古学相结合，逐步演化、蜕变，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一生对金石碑刻及出土文献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看来，新材料的发现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所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33。“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王国维认为，近代金石考订之学与古代金石学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3］125，“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3］120。他曾撰写《宋代之金石学》，对宋代金石学成就进行了总结。在他看来，有宋一代，金石文化别具一格，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搜集研究金石的风气，对金石器物的文字、形制、命名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3］125。尤为重要的是，宋人“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3］124。这种“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的金石考史的方法，正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雏形。换言之，这种以史传考金石，以金石考史传的“二重证据法”虽为王国维所提出，但实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