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导言冯钢20世纪80年代，中国告别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走上改革Z路。随后，又是30年过去了，回顾改革历程，许多理论问题面临着不能不争论的境地，尤其是关于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问题。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开始的，它的经济基础是原有的计划经济，或按布达佩斯学派的说法叫再分配经济。再分配经济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提出來的,他把人类社会的经济体制分为“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市场交换"(marketexchange)三类［①］。不过波兰尼的这种区分仅仅也只是“理论上”上的区分，现实的经济体制中并不存在如此纯粹的理论区分，也就是说现实中的经济体制往往是三种类型在不同程度和强度上的组合体制，只不过是其中某一种或两种类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波兰尼指出，这三种类型的经济体制都不是为经济的目的而形成的，相反，它们都是社会整体安排的结果，是“嵌入”于社会的。在改革开始Z初，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行分析研究。但是，由于当时的开放程度还很冇限，国外学者耍获得笫一手经验材料比较困难，冇些学者其至只能通过对移民的访问来获取资料。因此，这类研究的局限性可想而知。这些研究者人多从某种给定的理论出发，提出假设，再试图通过经验调查來证明假设。以争议最大的“市场转型理论”为例，作者以自发调节市场理论为基础，根据泽林尼(IvanSzelenyi)等人早年对匈牙利改革的推论，提出市场化改革将会在权力、刺激和机会三方面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由此捉出权力演变假设：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权力将不断地从“再分配官僚”手中转移到“从事市场交换的直接生产者”手中，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将逐步削弱社会不半等［②］。然而，通过改革进程的检验，市场转型理论的假设不仅没有得到证实，反而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再分配官僚手中的权力不是贬值了，而是不断在升值；直接生产者，尤其是人力资木拥有者的经济冋报不是增加了，而是相对减少了。尽管市场转型理论多次做出修正，但是，仍然无法解释中国改革的现实进程。泽林尼本人对“市场转型理论”的回应说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冇阶段性的。倪志伟在援用波兰尼的理论时忽略了他对“地区市场"与“市场社会”的区分，这种差异在于，市场化如果仅限于商品市场而并未能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木市场时，即地方市场，那么市场化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当再分配体制依1日控制着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时，商品市场只能被视为市场化的初步渗透，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尤其是小商品市场处于非法与被默许的地位Z间，只会出现在再分配控制的边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再分配经济中产生的这种地方市场，通常是经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和服务，生产不需要多少技能，更谈不上需要多少文化教育，经营活动乂苦乂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经营者-•般也都是郊区农尺和城市贫尺，甚至还有-•些刑满释放人员。但是，地方市场为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并通过市场活动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和冋报，确实具有缩小不平等的作用。泽林尼认为，他早年关于市场具有缩小再分配经济不平等的推论只适用于这种诸况，但是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再分配体制中的精英阶层开始构筑并进入要素市场，却反而加剧了不平等［③］。罗纳■塔斯(AkosRona-Tas)也作了类似区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阶段”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并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只是将市场视为-•种异己的必要补充的侵蚀阶段，市场改革具有平等化效应，但在国家至上而下致力于合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阶段，市场改革则会加剧不平等。应该承认，市场转型理论的“逻辑”并没冇问题，它假设：如果剩余不再被分配部门所垄断，而是通过类市场的交易进行调拨和分配，那么再分配的权力就会缩小，宜接生产者对其商品和劳务的自主交换权(议价)就会扩人。然而问题却明显在于现实与“逻辑”之间的希异：现实并不是根据“逻辑”推演出来的。市场转型论的假设是再分配经济是不平等的，而市场化的渗透会使这种不平等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