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家的大医精神对我们的启示闫麦冬中医医德医风，深受儒家“仁”、墨家“兼爱”以及佛教“大慈大悲”、“普救众生”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医德高尚、心存高远。“医乃仁术”“医乃仁术”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为医德的基本原则。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篇中说：“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十勿重利”。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医乃仁术”的命题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提示医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仁”“医”结合。珍重生命《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也是我国医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论著。书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更说明了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遇危重病人，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厥’者也，太子未死也。”就让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使太子转危为安。元代朱丹溪医名甚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喻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医生对任何病人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中医治病，重视整体，强调辨证，医生临床，望、闻、问、切四诊必须兼施，清代喻嘉言主张“先议病，后用药”，立“与门人定议病式”，充分体现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某些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的庸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普同一等”古代医家从“仁爱救人”、“医乃仁术”的道德观念出发，强调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不但热爱中医，而且喜好经史佛老之学。孙思邈提出：作为一个医生要做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医生闵自成仁而好施，丐者盈门一一应之不厌。医生赵梦弼赴人之急百里之外，中夜叩门，无不应者，七八十岁时“犹救以往”。朱丹溪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金元时代四大医家之一。他行医时，“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宋代医生张柄，治病救人“无问贵贱，有谒必往视之。”元末明初的名医刘勉曾任太医，在他一生的医疗实践中，把“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作为自己的信条。他常说，“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的道德地位是分等级的。我国古代医家这种崇尚把患者当作亲人式的医患关系的优良医风是十分可贵的。重义轻利传说“三国”时期江西名医董奉隐居庐山，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载，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并以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医的穷人。至今医界仍流传着“杏林春暖”的佳话，以赞扬医生的美德。明代医生潘文元医术高明，行医施药从不计报酬。他虽行医30年，但仍贫得几乎没有土地。他死后，当地百姓万人空巷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