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后,我国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与学生的管理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关系，是一种教育与被教育、保护与被保护的管理关系。此外，随着法治化进程全面深入的展开，司法实践通过适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概念，被视为“象牙塔”的学校开始被推向了司法诉讼的前沿，以田永案为肇端继而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学生状告母校案，学生在遭受权利纠纷时,而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日益增强。诉讼实践的逐渐展开，让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学校和学生法律关系，对学校特别权力和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行政法适用空间的扩张提出了质疑还让挑战。关键词：公法变迁特别权力关系行政法适用空间一、公法变迁概述就公法变迁问题而言，所谓“变迁”，应指现代公法相对于传统公法的变迁。现代公法观念或理念的基础是“人民主权”，这一崭新的统治或治理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君权神授”统治观或者可以说是由“先知先觉”的“英雄”、“智者”治理“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的民众乃“自然法则”的统治观，而中国公法的变迁必然也必需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正如沈岿所说：“我们无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之所以特殊，之所以有可期待的持久生命力，就是它史无前例地、持续地被一种崭新的统治或治理观念浸入着。这个观念的最简单表达就是：人民主权。”①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和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度展开，一种脱胎于传统公法，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别于传统公法的新型公法正在世界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和我国形成。这种新型公法相较于传统公法，甚至相较于上世纪中、后期的公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和还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其一，传统公法强调限权、控权，而现代公法为解决经济自由发展条件下的“市场失灵”问题，通过对政府调控、规制行为的权限、手段、程序进行规范，保证行政权的正当行使，防止权力滥用。其二，全球化促进了法治的深度发展，公法开始有限度的进入“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如公务员与所在行政机关的关系，高校学生、老师和学校的关系，传统公法都将之完全划入自治领域，法律，特别是司法，一般都不得介入。但是现代公法将“最低限度的正当法律程序”引入“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对于行政机关、高校等特别权力主体违反“最低限度正当法律程序”的行为，公务员、大学生或教员可诉诸司法审查，请求法院裁决“内部行政争议”。其三，传统公法强调行政行为①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p2。的单方性，而现代公法要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立法、行政决策等，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都应通过一定途径、一定方式（如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在吸收行政相对人参与的前提下作出。其四，在全球化时代，公法开始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的绝对权力加以适当和必要的限制。等等。在我国的法学理论中,并无明确的特别权力关系概念,但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特征的管理关系却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地存在着。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通过适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概念,开始了通过行政诉讼对学校特别权力所进行的司法审查。由此而引发的实践反应和理论探讨,已使我国学校与学生间的原有特别权力关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那么，在这里就主要来探讨一下现今“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中学生与高校之间的纠纷问题何以推动了公法的变迁？二、象牙塔接受法治的拷问长久以来,我国大学秩序形成的基础一直建立在伦理之上,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传统儒家伦理支持下的大学特权不断遭受挑战,学术殿堂之上的神圣光环被抽象冰冷的法律条文慢慢消解。以田永案为代表,在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大学的行政主体地位,但却没有走得更远,表现之一就是对大学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这种限制已经成为通说,并被许多人视为当然而无需进行理论论证,只有诸如法院审判力量不足这类实用性借口和对内部管理纪律破坏的假想性担心。实际上,建设完善的自治制度是大学法治建设的核心,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