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观史武以争胜——《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智慧冯立鳌空城计资料图片三英战吕布资料图片《三国演义》以历史题材为外壳，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内容；它以社会争胜为主线，将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磨砺成一部争胜方法的集成；它在社会的动态活动中折射出恒定的谋略方法，展现了跨越时空的中国思维智慧。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积淀《三国演义》的叙事，从公元180年汉灵帝时的黄巾起义开始，到280年晋朝灭吴结束，历时约一百年。它成书约在元末明初，即三国历史终了后一千余年，其中经历了几个重要环节。一是在三国时代，董卓、袁绍、吕布、公孙瓒、曹操、孙氏父子、刘备、周瑜、诸葛亮、司马父子等一大批英雄豪杰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业绩与思想精神，这一客观历史过程构成了全书的历史本源。二是晋初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三国这一“当代史”，百余年后南朝的裴松之对《三国志》又作了广采博征式的辑录引注。史学家追求历史的真实，但对史料主观选择以及回护曲笔，已使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意图初露端倪。三是唐宋时关于三国的民间故事与传说，这些故事已不执着于历史真实，对人物言行进行了许多主观的设定，实际上已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文化创造。四是元末明初的文化大师罗贯中以他的如椽巨笔，对三国的历史和故事进行全方位梳理和系统化加工创造，基本完成了全书的撰著，使这一文化产品定格。可见，《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历史，三国历史是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而《三国演义》是通过对三国人物事迹的追忆、裁剪乃至想象而构筑的一个文学艺术世界，属于后人的文化创造。这一文化创造以三国历史为起点，创造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各代人的文化创造分别依循着当时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三国演义》是以历史之体，载文化之魂。它首先向人们表述了一段并非完全虚假的历史，然而，历史人物最终成了文化表达的符号，人物言行及其行为方式未必忠实于历史，却体现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价值理念。如关羽本是三国时代的普通武将，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则是忠烈、义气、勇武与诚信的化身。中国民间对关羽人格的崇拜表明了中国社会对这一文化创制的高度认同；后世人欣赏《三国演义》，不是认可其中的历史描述，而是体认、传承它所负载与传达的文化内容。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物，从文化表达的意义上讲，它比三国历史、三国史志更具典型性和鉴赏性以争胜为核心的方法集成三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这段历史经过了豪强割据、军阀争战、三国对峙、晋朝统一的过程。多元竞争、胜者生存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三国演义》承接了这一客观的历史主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和思维智慧演绎了这一分久必合、九九归一的争胜过程。对特定主体而言，竞争中最难确定的不是选择对手，也不是确认目标，而是要采取的手段。比如，过河目标的实现正是难在桥的设计与建成，因而手段的设定是人们竞胜的关键，也最为后来的人们所关注。《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不断调适和适应这一受众心理，在人物的处事手段上大做文章，刻意深化细化人物行事的机巧。同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含着深沉多样而充满智慧的思维方式，为人物行事手段的多样性打开了空间、提供了依据。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三国演义》在争胜方法的演绎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如赤壁大战中诸葛亮与周瑜传阅的便笺上写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目标—手段—条件”几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有通盘考虑。火攻的手段是当时军中的最高机密，因为它是弱方出奇制胜的关键。后来周瑜安排的蒋干盗书、收用蔡中、怒打黄盖、阚泽诈降、庞统授计、筑坛祭风等，都围绕着火攻手段的实施。这里环环紧扣、多环成链，结链为桥、顺桥成功。其中小手段服务于大手段，每一步的安排都有其目的性，足见手段在争胜中的紧要。《三国演义》中的主帅常给前线领兵的将军授以“锦囊妙计”，吩咐临急打开，内中无不是应对危急的机巧手段。全书把传统文化中内含的争胜技术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现了中国思维方式在争胜中的新颖和奇特。处事手段抛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