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作者/刘文去年八月一个潮湿闷热的午后，在湾仔香港入境事务处七楼的第28号柜台前，一名发髻盘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女子递给我一张表格，缓慢又清晰地问我：“你确定要做香港永久居民吗，这是不可逆的，一旦选择，就没办法回头。”不可逆这个概念让我愣了好一会儿，我从来不擅长做决定，每每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这条路不通，就换一条，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错了就回头再来过，仗着年轻而胜之不武。中年妇女看到我愣住，也不开口催促，只是作势要把表格收回去。她有着香港本地人特有的那种冷漠的面孔，对周遭的任何事物都不关心，也不好奇，思维冷静而简洁，她所有的表情都是制式化的，就像在电脑上输入了“第三号微笑”“第五号皱眉”后出来的结果。我立刻按住那张纸，并暗暗庆幸自己眼明手快。她不动声色地用手指关节敲敲放在桌上的笔：“快签字吧。”签完字的我举目四望，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菲佣，印度人，步履蹒跚的老人，穿鲜艳的劣质衣裙的中年妇女，他们都不懂得在网上预约，所以不得不早晨七点半就过来，排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队，为了在这个潮湿拥挤烦躁不堪的城市里生活下来，哪怕这个城市并没有善待他们。有男子拼命说着“借过”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挤一边冲我挥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学同学志成。他穿着白衬衫黑西装，头发上抹了很多发胶。我对他的印象仍停留在他大学时候穿的白汗衫蓝短裤，他那时候在足球队，天天在绿茵场上奔跑，进球之后听着全场的欢呼声回身帅气地挥一挥手，冲天空竖起一根食指，多么意气风发。“要不要一起吃午饭。”他像大学时候那样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完之后又有点尴尬，手停在半空不知道该如何安放，最终决定顺势撸一撸头发。我和他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彼此都想要说什么话题。他知道我不喜欢缅怀往事，我也不知道他不愿意我多问现状。“周六还要上班？”我指指他身上的西装。“是啊是啊，要去见一个客户。”他小心翼翼地说，离开校园，他一米八的身形不知为何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挺拔，连说话都有点唯唯诺诺的。“拿了香港永久居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买楼不用交额外印花税，贷款也容易批得下来，做了不喜欢的工作大可以炒老板鱿鱼，不用担心工作签证作废。”志成郁郁寡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大概是因为之后再也不用被称为外地人了吧。我当时拼命学粤语，也是这么想。“今天要喝一杯庆祝一下。”他很熟练地叫了瓶红酒，什么年份，哪个酒庄，应该搭配牛肉而不是羊肉都能娓娓道来。穿燕尾服的侍应把红酒送到他面前，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标签，又就着阳光看了一下色泽，然后示意侍应打开。“大学那会儿，你连打个领带都打不来。”我笑道。他点点头：“可不是嘛！”大学时候，刚到香港的我们就像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写报告，演讲，参加社团，拉赞助，样样都做不来，连交论文的时候，都面对装订机束手无策。因为粤语不好，常常闹出把“人妻”说成“淫妻”的笑话，羞愧得连开口讲话都不敢。那时候的社团流行喊宣传口号，以拍手或者跺脚的方式打着节拍，节奏错落有致地把口号齐声喊出来。有些口号特别复杂，喊的时候要一会儿跺左脚，一会儿跺右脚，一会儿原地起跳一会儿双手举过头顶，我们要记着粤语发音已经很难，所以总是在该出左脚的时候出了右脚，连累大家重来。本地学生用足够被我们听到的音量咬耳朵：“又是那群NDS，什么都做不好。”我们一开始也没觉得羞愧，直到有人看我们如此冥顽不化，好心告诉我们NDS是内地生的拼音缩写。香港人做事讲究自由民主，每个社团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像社会的缩影。连竞选小小一个宿舍管理委员会，又要选举，又要投票，又要连夜开咨询大会，又要公开财务年报。开会的时候一切都有模有样的，人们穿西装，打领带，坐下来的时候，男生要解开西装的第一颗纽扣，女生要侧过身子跷起腿。会议的开头主席要致辞，秘书要负责记录，财政委员要汇报收支，哪怕所谓的收支不过是搞活动收到了学校的五百块赞助，买了两箱维他奶和两大包糖果。志成每次认真做的开会记录都受到各种批评，关于“NDS”的闲言碎语也听了不少，最后干脆穿着系里面发的T恤，穿着夹脚拖鞋去开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