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僧界佛教会改革试论内容提要：上世纪三、四|・年代，僧界有识之士对佛教会的会员、会务及组织形式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忖的主要是：通过对会员的改革以纯洁佛教会，改变其为少数人所把持、操纵的局面；通过对会务的改革以改变佛教会以护持教产为己任，而忽略内部Z整顿与建设的局而；通过组织形式的改革使佛教会处在统一的佛教行政系统Z下，以改变佛教会行政系统混乱的局面。尽管此次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但仍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也为以后佛教会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关键词：民国时期佛教会僧界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5(2011)04・39・431.缘起。在中国近现代，佛教会对佛教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健全的佛教会能团结全国佛教徒的力量使其备尽其力，以Z宋化接物，产生特殊Z效果。否则，则内不足以言整顿，外不足以言弘扬。［1］早在1931年4月，太虚曾发表《告全国佛教徒代表书》，揭露中国佛教会机构内部的黑暗：经费紧张；具体会务无专人管理；常委开会讨论重要事项也有人屡不到场，而委托连委员资格也没有的人代表，共至1个人代表两个常委；开会没人担任主席，没人记录；尽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年年召开，但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历届大会提案的决议也从未执行，等等。当时，僧界对佛教会的不满情绪口益显露出来。芝峰骨先表示对佛教会早已失望，称其组织不健全，“委员中虽拉得少数的徳学颇优的僧伽和居士们，也不过给他们做傀儡罢了”,“现在的佛教会是被劣绅土豪所霸占“，“是他们吃饭发财的机关”［2］。法舫则对佛教会的不作为感到十分痛心，他说：“七年以来，未曾见中国佛教会在佛教中做过一件于佛教有利益的事情，对于国家民众，除了通告全国寺院与佛教团体做了几次和平法会，劝募了些许急贩捐款Z外，并无其它事业表现”［3］。大悟则指出，佛教会不但不作为而且还有碍于佛教的发展，是弘扬佛法的绊脚石，“其与国佛教，不仅无丝毫之贡献，且为宏扬佛法之一大障碍”［4］。大醒称佛教会是恶僧的保护伞，是佛教内部黑暗、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是替一般无愧的伪僧反多添了一連作恶的保障，益趋于黑暗"［5］。这些-弊端，也使热心佛教事业的居士寒心，黄健六居士等撰写《中国佛教会木屈Z黑幕》一文，揭嘉佛教会内部存在的十种弊端①，并进一步证实其为少数人所操纵的种种事实。在僧、俗两界的压力下，改革佛教会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太虚即称，如果中佛会不能改组，不如解散；普觉则呼吁要救佛教，兴佛教非有健全、良好、正当、有力的佛教会不可［6］；大醉也认为如不切实整顿佛教会，对整个佛教和全体僧尼都没有任何益处，“中国佛教会若单独是空洞一块招牌对于佛教与僧众木身是在看不出有何利益"［7］。国民政府鉴于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过去佛教会成效不显著，也认为佛教会须彻底清理［8］。1936年6月，民众训练部修改《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77条、要点说明8则以大力支持佛教会的改组。在改节佛教会时机己经成熟之时，僧界针对佛教会存在的会员、会务、组织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2.会员改革。早在1933年，微音就提岀，为改变佛教会被少数人所操纵的局面，应对佛教会会员以至委员的资格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9］,但其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35年太虚再次指出，中国佛教会及各分会是“管理佛教寺庵Z僧尼及产业"的团体，其会员应包括全体僧尼，僧尼不但入会而且应为当然会员［10］。太虚的提议得到政府当局的大力支持。1936年6月，经民众训练部修改的《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从国家法规的层面规定：鉴于佛教会是全国僧尼的组织，其会员应仅限于僧尼，僧尼必须入会且有入会的义务，而在家居士只可受聘为擅护，列席会议，协助进行，绝对不得入会，取得与僧尼同等Z会员资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II］。国民政府要员陈念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欲求佛教的真正统一、团结，必先自会内无俗、会外无僧做起，况且只有全国僧尼负责参加方能发生宋效,否则则会引起派别斗争［12］。中央党部民训部指导处处长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