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患了体制综合症王晓华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逐渐进入失魂状态。在对此进行反思之后，不少学者意欲凭借精神力量重振学界。不过，身为学界中人，我冃睹了学术界太多的荒诞剧,不再相信精神的神话——当代中国学术虽然业已失魂已久，但中国学者患上的却不是纯然的精神疾病，而是病因复杂的体制综合症。说到当代中国学术的病症，大多数未丧失反省精神的知识分子都心知肚明，知道其病根在于体制。体制内学者是当代中国学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但他们恰恰在当下体制的朿缚下丧失了原创性和求真意志。可以用两个词组形容中国学术界的现状：具一，中心化；其二,媚权。所谓中心化，乃是指：中国学术形成了一种以行政枢纽（北京）为绝对中心和最高平台的体系，所冇学者都必须通过进入中心（如在北京的一级期刊发表文章）来完成其成名仪式。这种对中心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权力体系的崇拜，是对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屈从，意味着中国学者仍是等级制的信徒。当世界范围的学者忙于去中心和解构权力的时候，中国学者正竭力与权力结缘，攀登权力的金字塔，亨受权力的荫庇和福祉。事实上，精于此道的学者确实获得了物质和楮神上的双重利益。譬如，2009年12月初，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再往前追溯，教育部评出的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者竟然占到九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学术版图正在消失，剩下的是以学术名义出现的权力版图——学术界早已蜕变为行政界，界化为官员共同体。显然，中国当代学术的问题己经不仅仅是失魂，而是无法守住自己的木体。木体业已不存，还有何灵魂可言？如果以新文化运动为上限，中国现代学术唯一冇魂的时期是五•四到抗LI战争爆发前的那段好吋光。此间，支撑中国知识分子的并非仅仅是高蹈的口由精神，而是在市场经济语境中牛•长起來的自治性学术体制。《新青年》是当时前卫知识分子发表观点的主要媒介，而《新青年》的最早出版者是民办的群益书社。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自治性的出版机构,没有自由办刊的文化氛围，以自由言说著称的的《新青年》就没有面批的机会，许多知识分了就无法发出白己的声音。《新青年》在其最辉煌的时期是白治者的刊物，孕人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都曾任过刊物编辑。正是由于众多知识分子依赖市场经济提供的机缘，创造了一个个自治性的社团、刊物、出版社、研究机构，他们才能以自由之姿从事观念的牛产，中国学术才在短时期内突然达到一个令后人怀念的高度。后來，当救亡压倒启蒙，当集权性力量重新统治知识界吋，中国学术的光芒（包括后期《新青年》）就乂变得暗淡起来。冇了这个背杲，西南联大在抗口战争时期造就的短暂辉煌才为人所称道。其实，这个被特殊机缘所成全的人学之所以成功，绝非仅仅是聚集了重最级的人师，更是是因为它恢复了被中断的学者自治传统。该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全部由教授担任，rti教授会民主推荐务。通过教授治校的实践，西南联大树立了崇尚民主口山的校风。今天，我们感叹西南联大奇迹，应该理性地分析其背后的体制性因素。冋顾中外思想史，我们会发现伟人的学者皆为白治者。孔子、庄子、老子均在体制外完成了其最富原创性的著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丄多德都以自山执教者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进入现代以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提供的口治机缘造就了大批原创性的学者。他们将世界学术推向了高潮迭起的时代。在撰写木文时，笔者对夏基松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1985）中涉及的41位哲学家的职业进行了分类,得出如下数据:教授、自由职业者、职员、官员分別为共28人、8人、1人、4人，分别占总数的69%、18.9%、2.4%、9.7%。其中，为官员者有克罗齐（任公共教育部长）、金蒂雷、马利坦、海德格尔等四人。在此四人中，马利坦和海徳格尔的主要身份是教授，纯官员仅有两个，所占比例不超过4.9%o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的生产主体是教授、自由思想者、自由职业者（超过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