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宪政之争及其实质自2013年5月以来，《红旗文稿》、《党建》、《环球时报》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等中国党报党刊连续集中刊发文章，或者鲜明提出观点，认为“宪政”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否认中国为“宪政”国家，反对在中国施行“宪政”，或者为反宪政观点摇旗呐喊，声援助威，反对引进西方政治理论，为宪政主张解除理论武装。它们是公然向现代文明社会挑战的历史逆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冲击波，也使得往常相对隐蔽、零星的反宪政主张得到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展示，并使“反宪政派”俨然成形，颇产生了一些声势。对于这些明显具有反进步性质、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言论能够如此密集发表，熟悉中国当代历史的都知道，几乎毫无疑义其来头不小，背景复杂，虽然如此，它们仍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主阵地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击，对立的各方围绕“宪政”一词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表面上看是语词游戏，实则是政治观点的交锋。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个观点迥异的派别。一是所谓的泛宪派，一是所谓的社宪派。在这场论战中，似乎泛宪派与反宪派的共同语言更多些。他们都强调，宪政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语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从无宪政，也不可能实行宪政，但在中国该怎么做上却分道扬镳：泛宪派认为要正本清源，描述和论证宪政得以实现的真正路径，社会主义和宪政是无法相容的，不要指望社会主义中国能实行宪政，宪政建设没有捷径，言外之意是中国必须改旗易帜，方能按照西方模式走宪政之路。这一派的观点应该说具有“革命性”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中国，要么继续按照现有的社会主义走下去，要么走西化道路，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毫无交集。泛宪派宪政观点的实质，是一批受西方传统的宪政主义影响深巨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民众，怀着对中国现实的忧虑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借鉴西方成熟的宪政发展模式，快速、有效改善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状况，提高人民福祉。这一派的最严重的缺陷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过于理想化，过于激进。他们关于宪政的观点和方案缺乏针对性和建设性，因此也缺乏可行性。比如，除非出现“革命”，改朝换代，才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再造中国，但革命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偶发的社会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不是他们希望革命就会发生革命的，不是他们站着喊两声就会改变当政者意志让他们接受对自身彻底不利的条件、放弃一切既得利益、自甘受缚的。在前革命时代，广大民众由于他们的不切实际而要忍受更长久的深层次的磨难。反宪派都是棍棒哲学的信奉者。其“揭竿者”杨晓青就提出“宪政的提法，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难怪其文章从头到尾毫不讲理，简直是颐指气使，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棍棒伺候。她的核心观点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而被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只是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比如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议会控制财政拨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等；西方宪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宪政，就是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枷锁，重走苏东旧路；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宪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依宪治国与宪政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苏东教训、毛泽东的主张、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依宪治国的执政方式来看，中国都不是、也不能实行宪政，认为中国已经是宪政国家，或者要求中国实行宪政，是西方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影响的结果。反宪派的另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则直接开帽子工厂兼生产打人电棒，通篇搞政治恐吓，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句话是“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上述帽子戴在试图借“宪政”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上。作者“郑志学”（显然如文革中的“梁效”一样都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