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爱憎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邓燕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026X（2021）02--01《史记》中，司马迁为法家人物立传的有韩非、商鞅、李斯、晁错、吴起等人，在传文中，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给予客观地记录，而在“太史公曰”中多从历史人物的个人道德品质、性格缺失等方面作出主观论断。“太史公曰”本就代表了司马迁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鲜明直接的看法，有着相当浓郁的个人色彩。从感情上来说，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是有厌恶之情的。但从历史现实来讲，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法家思想有其积极价值。所以他对法家人物的态度有着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现从司马迁对不同法家人物的不同评价来分析。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评价韩非子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对于韩非，司马迁是抱着一些同情之心的，认为他是一个深刻地政论家，却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以才会冤死于李斯、姚贾之手，所以他对韩非子的遭遇深为同情。同样也是因口舌之祸而遭难的司马迁在这篇“太史公曰”中对这位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批评也仅仅是“其极惨礉少恩”几个字，这几个字是法家人物的“通罪”，对其批评显得有“笔下留情”。而且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发愤抒情”的创作心路历程时，司马迁分别列举了周文王、孔子和屈原等人的事迹之外，还并列地论及了韩非子。可见，司马迁对韩非子是有着同情和理解的情感。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的“太史公曰”中是这样评价李斯的：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李斯的一生，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实践着法家思想，司马迁首先肯定了李斯辅助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新王朝的功绩，紧接着才指出他严威酷刑、废嫡立庶的错误。世俗认为李斯极忠而死，对这种看法，司马迁是不赞同的。他认为李斯的奋斗，更多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且他最终还屈服于赵高，要不然李斯的功劳能与周公、召公并称。在司马迁的心中，周公、召公就是忠臣的标准，而李斯如果没有与赵高等人苟合，其功劳便可与周公、召公比肩。可见司马迁对李斯的才能是充分肯定的，但对他不能坚守节操、善始善终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再看司马迁是如何评价商鞅的。《商君列传》“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劈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商鞅是我国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他辅佐秦孝公变法，改革了秦国的旧制度，使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称雄诸侯的强国，为秦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他在传文里全面的、客观的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过程和成就，同时也为后人正确地评价商鞅提供了珍贵的史实资料。但在“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其评价的第一句话就对他的天性给予认定，认为商鞅的天性本来就是刻薄的，接连着，更是贬责之辞，他认为商鞅对秦孝公一开始提出的帝道、王道都只是虚言浮辞，是向孝公推销“霸道”的借口和掩护。接着讲到《开塞》、《耕战》这两篇集中体现商鞅思想的文章，说与“其人行事相类”，是指在改革中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手段和他文章中严刑重赏、重视农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最后一句：“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司马迁认为商鞅在秦国留下了坏名声更没有好下场，这样的结局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俨然就是在骂他罪有应得，读来感到太史公对其悲惨结局满是快意，如同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终于受到了惩罚一样的畅快之情。所以从“太史公曰”中，我们看不出司马迁对商鞅的一句好评，并且在字里行间充满了鄙视和憎恶，尽显司马迁对商鞅极其厌恶的情感。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