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席卷欧美史学界，区别于那些精英式的文化史研究，新文化史之所以成为“新”，首先在于它放弃了对宏大叙述和客观规律的追求，也不把历史研究的目的看作是为了获致历史之终极真相，转而强调意义的阐释，重视文化的建构力。在这种视野下重新打量武术史学与武术文化，它们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明显的分野，对武术史上一些事件的探究也要扩展思路，强调意义的阐释，重视文化的建构力。关键词武术史思想史《中华新武术》G85文献标识码A1004-5643（20XX）12-0001-031前言新文化史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关于历史的思维方式，大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但目前我们对武术史上事件的捕述及对其展开的探讨，还大多着力于“完整叙事”的需要，试图体现对客观规律的追求和把握。目前的叙事风格是从原始社会一直描述到当代社会，采用的是“六经注我”的写法，而不是“我注六经”（或日文本还原）。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我”对“六经”的解读也要从属于构建“完整性”的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读（甚至是故意误读）的情况。比如，对“无拳无勇”、“剑器”、“义和拳”等名词和史实的解释，武术史学工作者往往会得出有利于己方的结论（或者有意识地抛弃更有价值但于己无关的结论），从而证明武术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实，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所以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看到事实真相的一个方面。因此，武术史应该有很多种写法，目前也确实存在很多版本的武术史学著作，其出发点和重点都不尽相同，如《中国传统武术史》就是由非专业人士（或说体制外人士）撰写的力图打破“（坊间几种《中国武术史》皆属于）现代武术相关因素回溯史”的“中国传统武术变迁史”。冯友兰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曾经说过“历史”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指本来的历史，客观的历史。第二个意义，是写的历史，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情，把过去的本来的历史捕绘出来。武术史学研究多侧重于后者，不仅要研究相关的文本，更主要是研究这些文本出现的历史语境和整个文化背景，把文本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充分地阐发出来，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解读和演绎。也就是说，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我”的解读，这就是“六经注我”，利用六经的话来解释自己的思想，强调“我”的主观思想的至上性。这种写法容易因为追求政治正确而陷入对历史的误读。2《中华新武术》折射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传统和它渊源所在的价值系统与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之间存在交相辉映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思想传统必须安置在它的文化脉络之中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理解。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置身于时代的文化脉络之中，我们对国术的理解才能深刻且真实。比如说对于马良编创和推广《中华新武术》一事，一些专家及教材、论文、著作等向来报以毁誉参半、甚至毁大于誉之态度。1981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对其持否定态度，受此影响，罗时铭著《中国近代体育变迁的文化解读》（2007）、陈晴著《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人与嬗变》（2007）、崔乐泉主编《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2008）等著作在论述这一史实时基本沿用了此说。上述著作认为马良推广“中华新武术”是以鼓吹“国粹体育”为名“，借以抵制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展”，“来抵制开始传人中国并逐渐得以普及的以现代西方体育活动为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行抵制奥林匹克运动、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为实”。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脱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下面让我们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审视武术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第一，《中华新武术》借鉴和采取了西方体育的形式与内容。“山东济南马镇守使竭二十余年心力，研究武术，复广招精习此术各专家，衰集众长，分门别类，绘图列说，编成武术四科课本。”‘中华新武术”的特点是“依习拳术当然之顺序，按习它种科学方法排列之。”《中华新武术》采用了与现代社会类似的编纂教材的通用模式，由多位专家共同撰写完成，以求把通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