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劣根性”——《阿Q正传》和《陈奂生上城》之比较许孟陶（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12）摘要：《阿Q正传》和《陈奂生上城》的共同主旨是探讨国民劣根性，虽然这种劣根性在两部小说中主人公具体的性格表现上有差异，但都具有共同的“受害—施害”的人性结构特征。关键词：劣根性；人性结构；农民精神：I206.6文献标识码：A：1008-7834(2007)02-0023-02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常被拿来和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进行比较，用来阐明他们作品共同的主题，即国民的劣根性，主要是农民精神上的缺陷。在比较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大相径庭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两位作者却发现同样的问题，高晓声的作品是在模仿还是在继承鲁迅的思考，鲁迅的冷峻犀利和高晓声的轻松诙谐这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和情感态度是否能保持国民性之批判主题的一贯性？这些问题的辨析和明确将有助于对“劣根性”的透视和对人物的内心结构的把握。虽然《阿Q正传》中的“革命”事件被作为阿Q的一个重要的活动背景，但鲁迅仍做了含蓄隐晦的处理，这与《药》的写法有相通之处（这种写法常被我们以明线、暗线的方式加以处理，却未必有助于我们对小说做更有意义的理解）。同样，《陈奂生上城》中语言处理的重点也不是社会环境。所以，当社会背景被淡化的时候，人物外在的社会身份并非绝对具体的。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它引起的外在行动。而且我们已经在对作品的阅读中体会到，精神胜利法并非阿Q所属的社会阶层所独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为什么可以为各色人等共享，这其中缘由不是用社会分析就能解决的问题。阿Q需要一场“胜利”，不是出于对阶级命运的感知，鲁迅显然也不打算把阿Q写成一个楚楚可怜的受压迫的人。他的精神活动早在“胜利法”之前已经表现出种种“攻击性”意向。阿Q似乎是想通过“行状”来表现一下自我，却只能以“鄙薄”、“渺视”和“厌恶”等攻击性的姿态炫耀其优越感。优越当然是虚妄的，攻击也不能保护自我，反而暴露收稿日期：2007-03-23了自己的弱势处境，让他陷入“受害者”的地位不能自拔。但阿Q没有选择打破自我幻觉的办法摆脱“受害者”的处境，而是以打击更弱小的人为乐，打击不成进而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寻求安慰（这种自虐的精神悲剧在祥林嫂身上尤其得到集中放大）。从阿Q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精神世界极其原始又“单纯”的人追求精神满足的途径，这个途径惊人地呈现为一个“受害——施害”的两极同体结构，结构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却互为因果，这种封闭式的恶性循环正是精神利法所导致的“劣根”现象和人性危机。这个结构有它的社会文化土壤，但这属于小说意义延伸的部分，小说展示的是这个结构一步步窒息精神的过程。在《阿Q正传》的结尾处集中地表现为阿Q死到临头的荒唐与不觉悟。在《药》这篇小说里，它甚至影响到了集体精神状态。《药》的结局里，革命者的坟和罹病者的坟被同时安排在同一个肃杀的自然环境气氛里。显然，即便没有社会背景的说明，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境衬托出的是革命者和罹病者共同的“受害者”处境。只不过一个是人祸，一个是天灾（也许）。没有必要强调受害者为革命受难的崇高，因为受刑本身已经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无论针对谁，刑罚都是残忍和血腥的。果不是因为华老栓的困苦而听信了偏方，他是绝不会急切而“爽快”地赶往这样一个本来就晦气的场所。但是，就是“血”这样的腥晦之物把两个“受害者”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命运的联系就这样让华老栓从“受害者”不自觉地站在了“施害者”的位置上，他或许没有那些刑场的看客无情，但病患吞下革命者的血仍令人齿冷，“受害——施害”似乎宿命般变成一个无法摆脱的生存怪圈。正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我们才说，群众的麻木葬送了革命者，革命没有让真正应该受益的人受益，革命发生的精神准备远远不足，这本身就是革命的悲剧。不过这样的归结只能说明《药》是一篇政治寓言的假设和推论，小说中所隐含的“受害——施害”的人性悲剧才是小说更重要的气质，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爱恨交加的态度。抽去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特定的社会身份，于是我们得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