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制造出“李约瑟难题”——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二十二）明清：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在尊师重教上，明清两朝胜于唐宋。朱元璋说：“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明朝建立了管理全国的教育部----国子监，我国的学校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发达的状态。清朝在各省设置教育厅----学政，而且教育厅长的地位不亚于省长。地方官员将发展教育列为头等大事之一，甚至作为出政绩的手段。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给予优厚的经济补贴，以保证顺利完成学业。全国私立、“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学校若雨后春笋。学校教育的推广普及，有效地提高了全民识字率。鸦片战争前，中国国民识字率与法国不相上下;明朝时更是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剑桥中国明代史》借用同时期欧洲人的耳闻目睹说：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识字范围的大小，可以从出版业的规模反映出来。晚明出版书籍的种类之多，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生在一个印刷刚开始影响知识和使拥有任何数量的书籍成为可能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在进入17世纪之际对‘这里有大量书籍流通，而且售价低得出奇’的情景惊讶不已。利玛窦没有夸大其辞，因为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出版的书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在学校教育上，“在明中叶，大部分学堂已藏有相当多的图书……河间府学堂藏书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时代欧洲的标准，这个藏书量令人吃惊：1424年时剑桥大学藏书只有122册。但河间府的图书馆如与中国的私人巨大的藏书楼相比，仍是小型的。……明中叶至晚明(学堂)建立图书馆的活动，到明末给中国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时数量多得多的图书馆。与欧洲的对比是鲜明的。它肯定使17世纪来华的欧洲访问者吃惊。根据这些人的观察，杜·霍尔德深有感触地谈到：‘中国的大批图书馆建筑宏伟，装饰精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图书。’”明清教学内容也不是只有“四书五经”。从国子监到县学，除了儒学经典，均教授兵(军事)、刑(司法)、天文(含数学)、河渠(水利)、乐(音乐)、律(法律)等以培养学生“治事”能力为目的的课程，所学课程每年进行结业考试，实行“学分制”，修满学分之后，方可参加相应的科举。要想获得“高考”的资格，并非易事。明清科举，须先经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再经乡试中举获取会试资格。会试通过直至完成殿试，才算跨过做公务员的门槛。层层筛选的考试程序，从公务员培养考核来看，颇有借鉴价值。童试，主要考察学生对经典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写作基础。乡试的内容上了一个台阶除考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还要考核对法律的运用能力、对时务的分析和判断及处理能力会试内容与乡试相同;殿试，只是考策论，即对时务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无疑是正确的，否则，西方国家不会将其引进，当作宝贝执行至今，并推广到全世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都修养比较全面。昨天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今天担任工业和建设部长(工部尚书)，工作起来照样得心应手。明朝的带兵的指挥官，多是文官;清朝的军区司令(地区总督)，清一色文人;晚晴名臣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多是有“功名”的书生。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书呆子，古代也会有不少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儒林外史》的范进纯属夸张，《孔乙己》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艺术。真正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明朝稍有个性的丞相级人物能臣如张居正，奸臣如严嵩，下场都极为悲惨。朱元璋设锦衣卫，朱棣建东厂，朱见深又搞了一个西厂，皇帝对官员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地步。明朝的皇帝，没有唐宋君主那么开明豁达;专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开阔胸襟。因治国理念不同，出现党派之争，本属正常。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贬谪，但无论当权者还是失利者，多能礼敬对手，甚至对对方的才华赞不绝口。明朝则不然，党争变成了无视国家利益的倾轧。东林党自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便边关告急，他们仍以党派利益为是非标准，非忠即奸，有我无你。所有的党派，既是党争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东林党因此博得巨大的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