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亲属为饶漱石鸣冤叫屈谈谈我对饶漱石的看法饶玉莲今年的农历十月初五是我大哥——饶漱石的一百一十周年生辰，我愿以亲人的身份谈谈对他的认识，以及对与他有关问题的看法，以示对他的追思和纪念。一、认识在跌宕中起伏饶漱石是我同父异母的长兄，他比我年长28岁，他参加革命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在解放前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只是在我长大、懂事、开始读书后，由于他是我父亲最器重的爱子，所以父亲总以他为榜样来教育我们，说他：有抱负、有理想，关心民族危亡，关心人民疾苦；说他为人聪明，学习自觉，成绩优异，尤其语文、英语成绩更是出众；还说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勤于思考，善于判断，遇事冷静，行事稳健，具有治国理政的潜质。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这样夸他，所以我从小就对饶漱石非常敬重，觉得他了不起，比我们其他弟妹都强。1949年南昌解放，获悉饶漱石到了上海，当了大官，是三野的政委、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赓同志来南昌还专门到我家来慰问我父亲说：“您培养出了饶政委这样一个好儿子，是你们家的骄傲，也是我党我军的荣耀。”因此，我对饶漱石就更加敬重了。1950年抗美援朝，我响应中央号召，毅然参军。1951年被分配到北京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工作。1952年饶漱石从上海调北京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专程到装甲兵司令部来看我，这是我们兄妹有生以来的首次会面。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但却一点儿也不显得陌生，他对我像同胞兄妹一样，非常亲切。从此，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到他住地去看他，同他拉家常，共进餐，陪他散步、看电影，尽享天伦之乐。1953年，我从军队转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周末更经常去他家里，我们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接触。在相处过程，我发现他身体已不太好，精神比较差，经常处于疲惫状态，寡言少语，但生活规律，起居有常，饮食定时定量，且简朴清淡。他不抽烟，不喝酒，与人交往不多。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没有高档衣服，汗衫都是补了又补。有一次，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现在上课要做很多笔记,用蘸水笔很不方便，能否给我买一支自来水笔？我大哥说：现在大家都还艰苦，有条件用自来水笔的人恐怕不多，你还是与同学们保持一致，不要显得特殊。我访苏时，带回一支像钢笔一样的园珠铅笔，给你作个纪念。这支笔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己。同他接触几年，这是他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件微小纪念品。1954年的八、九月间，组织上向党团员传达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说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妄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就是以后说的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当时听了非常吃惊，好像有人从我后脑勺打了一闷棍一样，整个头都晕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实在难以想像！因为在我和他接触过程，他总是亲切地称：主席、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从未感到他对中央领导有任何不满，怎么会反对他们呢？我很不理解。在我极其痛苦而又无助的情况下，我跑去找我的男朋友诉说心中的郁闷，忍不住抱头痛哭一场。我的男朋友劝我说：“不要难过，有我永远陪伴你。不过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想必你大哥是有错误的。人非圣贤，熟能无过？知错能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听了男友的劝说，好像心里好过了很多。从此就再未与大哥联系了。回校后继续上课学习。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和我往来的朋友越来越少，我感到孤独、寂寞。一块郁闷的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1955年5月，又传出饶漱石是“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已被捕入狱。尽管有些疑惑不解，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顺其自然，一切听从党对他的处置了。我的父亲——饶思诚，当时是江西省的副省长。饶漱石本来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如今饶漱石倒了，他内心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教育我们：国事为大，家事事小，要大义灭亲，要坚决与饶漱石划清界线，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话虽这样说，但他内心的忧伤是无法治愈的。从此，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连续数日卧床不起，称病在家，三年后,在无言的失望中，静静的离开了人世。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子女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