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本文摘自《开放时代》2014年1月刊作者：王绍光作者简介：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学者、教授，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今天上午听发言时，我感觉有一个几乎没有言明的假设，即统计与政治的主要问题是数据的质量。大家关心的是数据质量好不好，数据存不存在虚假，但实际上，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存在于使用数据的每个阶段。首先是数据本身，数据的真假、好坏。二是关于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我待会要讲的就是描述性分析，哪怕数据全部真实，政治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影响很大。三是使用数据做因果分析，那里面的政治影响就更是不得了。凡是做过因果分析的人都知道，如果最初做出的统计结果不符合自己预期，就会用别的方式再试一下，一直试到满意为止。前两天有一个人到我系里来工作面试，他做因子分析太漂亮了，太完美了，这其中就隐含着问题，很可能是通过反复调试才达到这种完美的效果。除了因果分析，还有预测性分析，用现有统计数据做未来的预测，里面的问题也非常多。实际上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存在于跟数字相关的每个阶段，而不仅仅在于某一个阶段。上面是题外话，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正常’与‘非正常死亡’——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我今天不讨论数据的质量问题，也不估算死亡人数，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更何况做估算的大有人在。我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大饥荒”。我所使用的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的数据，并假设它们是可靠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可靠的，只是不在这里纠缠数据的质量问题罢了。有些被广泛使用的数据其实问题很大，孙经先老师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本新书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香港大学冯客写的《毛泽东的大饥荒》，有中文版，有英文版。两个版本的封面都带有饥民的照片，很悲惨，让人心酸。这种封面可以让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这些照片真实反映了“大跃进”以后中国的情况，但是这两个封面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在使用“证据”方面极不负责的态度。其实，这两张照片与所谓“大饥荒”毫无关系，它们不是拍摄于“大跃进”之后，而是拍摄于1946年5月，画面中是湖南醴陵的饥民。熟悉中国灾荒史的人都知道，1946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灾荒，但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饥民。拿解放前的饥民作为解放后所谓“大饥荒”的证据，这一方面是误导读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暗示一种比较，即解放前后的比较。冯客书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正确。他说：“人口学家会区分‘自然’与‘非自然’死亡，为的是估算大概有多少人本不会死，却因为饥荒而丧命。”他接着说：“为了估算有多少‘额外’死亡，就必须设定一个平均死亡率。那么什么是比较合理的平均死亡率呢？”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问题，但对它的回答恐怕并不简单。凡是讲统计与政治关系的书都会讲到使用平均值的问题。有一本有趣的书，题为《怎么用统计来说谎》（HowtoLiewithStatistics）。大家知道马克·吐温有一句著名的话：“世界上有三种谎言：一种是谎言，一种是可耻的谎言，第三种叫统计。”这本书就是揭露有些人怎么用统计说谎。该书第二章专门讲平均值的问题，标题为“精心选择的平均值”。作者说：“因为平均值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时常被人用作影响公众看法的小把戏。”作者还说：“因为平均值对复杂的现象做出过于简单的描述，它往往比无用更糟糕。”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狐假虎威》（TheTigerThatIsn’t）。这个书名的意思是，摆弄数字看起来很不得了，其实往往不过是借数字来唬人而已。这本书的第五章也专谈平均值，标题是“平均值：白色的彩虹”。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彩虹由七色组成：红、橙、黄、绿、靛、蓝、紫，很多彩多姿，但如果你把彩虹弄出个平均值来，各种颜色一平均就是一片白了，黯然失色。这也就是说，如果用平均数来分析彩虹，彩虹就不再是彩虹了，毫无意义了。作者说，玩弄平均值有两种手法，一是把生活中的起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