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人性的复兴与和谐之路——民法与经济法本质的另一种解读胡光志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关键词:民法/经济法/人性/和谐内容提要:人性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天然的心理倾向。群体、组织、国家与法律是人性演化、冲突与调适的必然产物。在国家体制下，人性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抑制。民法以排斥国家权力的方法，在国家体制下开辟了人性解放的新天地;经济法则是在国家体制下民法第一次解放人性的基础上，为克服民法于人性解放方面的某些不足而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是国家体制下人性的第二次解放与和谐调适。因此，尊重民法与经济法是明智政府达成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人性的展开、冲突与调适的历史，也就是人性追求自我发展与解放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西方古典人文和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1]虽然法学研究者们并不人人都研究和认可法与人性的关系，但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会表现出人性，甚至追索到人性。其实，每个人的研究过程本身即摆脱不了他作为人所表现出的人性特征。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并不能从每一部法律或每一个法律部门中直接而明确地找到人性的确认规范与制度设计。比较而言，民法是直接确认、张扬与调适人性的一种法律;而经济法则是为弥补民法于人性张扬与调适方面之某些不足而形成的又一套规范体系。两者共同作用，以达人性之共同发展与和谐。一、人性、国家和法律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人对于自身特性的了解和认识同样是十分复杂的。人性到底是指什么?有人说是人的本质;有人说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人说是人的善恶;马克思、恩格斯说人的属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而人的本质是社会属性。观点纷呈，争论不休，不仅难以统一，而且就连专门研究人性的学者们也很难对各种观点进行全部列举。人性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初看起来似乎并无太大区别的两个概念，在一些学者的眼中却是如此的泾渭分明：“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混淆”，因为“人性指人所具有的多种属性，比如食欲、性欲、生欲，有理性、有思想、能劳动，会制造工具等，人的本质是指人所具有的，能将人和动物相互区别的属性。这两个概念都是用于说明人的，对人性的正确认识是正确认识人的本质的前提和基础，而对人性的本质的认识又是对人性的认识的发展和深化。”[2]看来，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基础，人性的内涵比人的本质要宽得多。至于善恶，自人类文明史发端以来，似乎就成了人们研究人性的一种依归。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善与人性恶几乎构成了人性论演化史上相互角逐的两大主流。然而，人性是客观的，善与恶本身却是人的一种主观评价与判断，且往往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评价，如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评价，好人对坏人的评价等。须知，人性不是依赖于人的主观评价而生长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是超越前人的。首先，他们对人的本质作了深刻而精辟的概括，这就是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也从不否认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因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是人性中的最重要特征，但它绝不是人性的全部。这样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是在区分了人的本质与人性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来讨论人的本质与人性的。他们在归纳人的本质时并不否认人性的其他内容。如他们指出，“人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4]“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5]实际上，人性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天然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既包括了人的社会性也包括人的生物性，它决定了人的意志和行为，因而也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人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