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百年前就有当商社团清远雄志企业成雄志简要：商界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这既是为了维护其本行业利益的需要，也是政府对行业管理的措施之一。历史上天津的当商团体组织，可分为当行公所，典业、质业同业公会和当业同业公会3个阶段。首个社团成立嘉庆十七年（1812年）当商增多，开始组织津邑当行公所，在北城壕（北马路北门东）购地，兴建办公房舍八十余间，作为会址，这是天津当商的第一个社团组织，直到1929年改组成立天津典业公会迁往估衣街，当行公所在此办公长达117年之久。1945年日本投降，典、质两个同业公会合并，成立天津市当业同业公会，仍迁回当行公所故址办公，直到1949年解放，又在此址延续了4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当行公所会址还曾长期作为天津市商会成立之初的会址，可见其作用之重要。解放以后，当行公所这片地址仍然存在，一部分改为市立三中宿舍，一部分由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用为宿舍。现今随着城市的改造已被拆除。关于王子寿先生所述清嘉庆年间“当商日多”，究竟多到多少家，缺乏文字记载。据《天津典当业》一书介绍，清末津邑当行公所所属当商户数应在40家左右。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新兴当商多以租界为护符开业。租界的当商不受当行公所领导，不受中国政府管理，只在各租界统治当局登记纳税，其经营方法仍大体同于华界当商，在效益上，租界当商好于华界当商。当时天津当商组织—津邑当行公所，仅能代表租界外的当商。当行公所是天津华界及各乡区当铺的社会团体组织，领导工作由公推之董事执行，管理则由各会员轮流值年，每年分四期，每期管理3个月，按季交接．每月召集全体会员阅账一次，由于利害互关，无不重视其事。典业、质业同业公会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县典业联合会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直隶省各县典业联合会在天津北马路当行公所成立，共有直隶、天津等28个县162家（天津占62家）当铺参加，至1925年4月改选，正会长由天聚当的李继堂担任、直隶各县典业联合会的管理工作，均由当行公所兼理。天津典业同业公会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翌年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及商会法，将当行公所，正式改组为天津市典业同业公会。1929年典业公会改组成立后，迁至估衣街山西会馆办公，选出第一任会长原德庵（德恒当），当时登记入会典商15家。根据1931年社会月刊2卷1期发表当年在市社会局注册的全市当商实为22家。1933年天津市典业公会第二届改选，麟昌当经理祁云五当选为会长。会员人数时有增减，但直到1941年最多不超过24家。质业公会随着租界地当商的急剧发展，于1936年特一、二、三区（收回之德、奥、俄租界）之当商16家组成质业公会，推举元亨当经理王子寿为理事长，并无固定会址。当时英、法、日等租界内的当商仍无统一组织，直到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英、法等租界，英、法、日、意等租界的当铺40户申请加入了质业公会，会员数超过华界的典业公会，形成典、质两会并存的局面。抵制日军阴谋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接收天津，翌年天津当商奉社会局令将质、典两会合并，成立统一组织——天津市当业公会，推举王子寿为会长，迁回原当行公所办公，登记会员为84家，直到1951年，因当商纷纷歇业，在政府安排下结束了私营典当业务，当业公会自行解散。从当行公所到当业公会，社团组织领导全市典当行业，为维护其本身利益，长期以来进行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沦陷期间反抗日寇侵吞的斗争，就是较大的一项。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天津后，1938年，天津日本军部嘱托谷内嘉召集所属全体当商会议，宣布组织典当业组合的计划，由日本人入股，合力经营。与会当商识破这是侵略者企图吞并当行的阴谋，不肯表态，使该次会议无结果而散。典业公会团结全体会员，对日寇阴谋吞掠行为坚决予以抵制。同年4月9日，北京日军特务部召集北京、天津、唐山等处典当业负责人举行“恳谈会”，会上日军又抛出“官民合办”的新花招，企图在日本人入股阴谋不成时，通过汉奸傀儡政府出头搞“官民合办，仍然达到其吞并的目的，会上三地当商公会代表仍然以“回去与全体当商讨论”为借口，予以抵制。回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