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督中国学界最近这几年，中国学界不断出事，一会儿造假，一会儿抄袭，外行人看得目瞪口呆，圈内人更是心惊肉跳。以致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学界真的“没治了”。这里，不妨借用钱钟书《围城》里的妙喻，猴子上树之前，屁股也是红的，只是没人注意而已；一旦登高，万众瞩目，红屁股就再也无法掩饰了。大众对中国学界的丑闻————当然也有成绩————日渐强烈的关注，使得原先自命清高的学者形象，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剔与质疑。或许，这应该算是好事，起码使得中国学界本就存在的痼疾，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存在疗救的可能。两年前，也是在《南方周末》上，我曾撰文批评学界之“世风日下”，除召唤学者的良知，更寄望于书评的扶正抑邪。现在看来，这种呼吁近乎一厢情愿。大量平庸、重复、胡乱拼凑的“论著”并未被驱逐，反而有日渐蔓延之势；至于连续揭露出来的抄袭事件，更让人寝食难安。后者因“人赃俱获”，很有戏剧性，容易吸引公众目光，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是前者，弥漫于空气中，很容易感觉到，却又无法一一验明正身。对于酿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前者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后者。因此，我不想就事论事，而更倾向于思考整个中国的学术环境，谋求制度方面的改善。为中国学界把脉，不难找出许多显而易见的弊病。有些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更多根源于管理体制。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又比如，十年前，由学术史而规范化的一系列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但这种基本上属于圈子里的讨论，无法转化为制度建设，就连模仿美国学界编纂“写作手册”（《开放时代》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号上王笛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对《芝加哥手册》的详细介绍，可参阅），以便研究者有章可循、免得无心犯错这样具体而微的计划，也都被认定为“过于琐碎”，不够“高瞻远瞩”而只能流产。可在我看来，学术良知的养成固然重要，技术细节以及学术纪律的强调，同样必不可少。还有，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的问题，在我看来，也必须退耕还林（草）————这当然是玩笑话，针对的是目前高校晋升职称时的过分强调研究著作。我怀疑如今“著述”泛滥，很大程度是被这一规定逼出来的。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应该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专业著述，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都要求论文和著作，我以为是不合适的。最后，我以为也是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学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谁来监督中国学界，保证其得以健康发展？表面上，这不成问题，发表文章有编辑部把关，评定职称有学术委员会审查，遴选“获奖著作”与“学术带头人”，更是层层推举。按理说，应该万无一失。直到新闻界揭发某某人抄袭或作弊，方才大吃一惊————令人惊讶的，不是有人违规，而是原先设计好的重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卡，为何无法防止公开或隐蔽的违规动作。回过头来，除了检讨主管部门的失职，还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不管你欢迎还是拒绝，这两年的实际情况是，大众传媒已经“强力介入”了当代中国的学术纷争。学术纷争无处不有，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并成为一时热门话题的，必定是黑白分明且涉及伦理道德者。只有在这个时候，专业上的是非曲直被暂时搁置，公众才有能力介入原先属于象牙塔里的论争。代表公众眼光和趣味的大众传媒一旦介入，就不可能遵循专家原先设计的思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推进，一阵狂风骤雨过后，可能是清风明月，也可能是杯盘狼藉。这也是学者们对大众传媒之“横扫千军如卷席”不无戒心的原因。被批评的人，包括其同情者，往往将记者的“刁钻古怪”、同行的“落井下石”，以及媒体的“穷追猛打”，解读为别有用心，或者是一个预先布置的大阴谋。我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