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新论摘要：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博弈主体多元化和政府、传媒、公众三大主体于传媒结构内的博弈均衡问题，也不单是传媒政策模式转换的问题，其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基于权力分割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传媒制度安排。在中国社会面临全面深化改革、国际传播旧秩序日益解构和新格局日益成型的当下，“三权合一”的一元化行政管理分权模式已明显成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发展的障碍与束缚。从制度分权的视角，以异权系数分割的民主分权理论范式，对传媒制度安排进行探索、修正与完善，不失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综合竞争力提升的有益思路。关键词：中国传媒；传媒体制改革；同权系数分割；异权系数分割；分权与制衡：G206.2文献标识码：A：1003-0751（2014）05-0167-06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更是一场基于权力分割与权能配置的思想革命和管理革命。中国传媒结构的转型与完善具有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仅涉及博弈主体多元化和政府、传媒、公众三大主体于传媒结构内的博弈均衡问题，也不单是传媒政策模式转换的问题，更主要的，它应该是一种基于权力有效分割和剩余控制权合理配置的传媒制度安排。从传媒本身的生存实践来看，传媒不仅通过内容生产帮助受众获取娱乐、知识、意见咨询和社会指导，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以不同的历史话语和相应的演化模式为传媒所选择，通过传媒所呈现和表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其演化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世界。从传媒发展和传媒体制改革的外部环境来看，以竞争和利益导向为核心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带来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与权力分配关系的重组，在多元利益主体的重复博弈中，由于各利益相关者基于剩余控制权配置的非对称性和非均衡性，各种差异化矛盾冲突不断凸现，迫切呼唤一种合理的制度体系的有序建构来有效规避传媒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风险和矛盾。从改革的发生机制和基本理路来看，权力的分配与使用问题是任何类型改革的关键和核心，以剩余控制权为主要表征的相关权力在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分割与配置问题，决定着改革的基本模式、基本方向和基本效果。因此，笔者借鉴政治学关于制度分权理论的基本阐释范式，对中国传媒制度框架的形成及其权力分割、利益分配、价值协调等问题进行相关探析，以期为当下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整体深化提供新的视角。一、几个关键概念的解读在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与传媒制度安排过程中的权力流动与权力分配问题进行系统考量与研究之前，有几个关键性的概念需要厘清。1.基于体制变迁的权力范式一般意义上，制度变迁是基于科层制官僚系统的一种以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为工作核心的自上而下的顶层权力分配模式变革，通常涉及权力和权利两个方面。其中，权力是政治意义上相对于服从和遵守的一种强制性支配力；而权利则是为法律和道德所确认并予以保护的利益。①这种语境下的权力往往同利益相互勾连，权力涵盖了权威和利益主体的思想主张，利益生成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将引起制度结构中权力的流动和权力执行模式的变化。西班牙政治学家葛拉西恩认为，“权力是相对弱势竞争者向强势治理者寻求力量、才智、政治同盟和利益联盟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依附关系”②。这是一种基于博弈的权力观。由于博弈主体的力量悬殊，权力的非均衡配置不可避免，这也使得制度安排成为一个动态的概念。英国政治哲学家罗素认为，“权力从社会学意义的层面使人与社会发生关联与互动，其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有‘基于权力’、‘为了权力’、‘在权力中’三种基本路径，无论是革命的权力、经济的权力还是支配舆论的权力，其权威的根源在于竞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的影响与替代”③。罗素的观点说明，权力的运行路径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事物生存模式的演进，对制度结构的设计调整也必将具有矛盾运动的意义。博尔丁认为，作为社会结构的权力通常表现为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强制力往往具有破坏性、生产性、整合性等社会实践特征”④，对社会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关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与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