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代码与政治的非理性化、现实主义倾向一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政治從十九世紀末，文化開始在研究原始社會的人類學中成為核心概念，到最近新制度主義對文化的重視，「文化」雖然在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當中成為主要關注部分，但是到目前為止對其概念的界定仍然沒有公認的定義1。在眾多對文化的社會科學的認識當中，對文化的政治學的探討主要是通過「傳統的研究方法」和「行為主義研究方法」來進行的。「傳統的研究方法」是指通過氣候、地理條件、傳統、習慣和人種的特徵來考察各國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或者各民族的思維方式、意識結構等，以說明各國或者各民族的文化特徵。在「傳統研究方法」裏對文化的定義有兩種，分別是「規範的定義」和「歷史的定義」。「規範的定義」把文化看成在某一個社會裏所有成員都具有的一些價值，主要適用於對共同體整合程度比較高的原始社會的研究。「歷史的定義」則把文化看成從一個世代到下一個世代繼承下來的，主要適用於對按照傳統維持社會秩序的傳統社會的研究。雖然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源於十九世紀末的人種學、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心理學的影響，主要用於對集體意識和現象的研究，但是有的學者根據直觀論的解釋和主觀論的說明，區分出優越、強大的民族和劣等、脆弱的民族，由此得出人種中心的結論。因此，在十九世紀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被人種差別主義者利用過2。「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將政治文化界定為「各個政治體制所具有的多種政治行為傾向的特定形式」3，將精煉的社會調查技術與發達的測量化方法運用於文化的實證性研究。雖然「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內部存在著各學者之間的差異4，但是以阿爾蒙德（g.a.almond)和維巴(s.verba)共同完成五個國家政治文化的實證性探究、寫成《公民文化》為開端，到目前為止，這一方法對政治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政治發展理論的代表者阿爾蒙德提出，與結構的分化一樣，文化世俗化也是一個政治體制發展的重要指標，政治文化的發展是整個政治體制發展的尺度5。因此，政治文化成為當代比較政治學的主要領域，眾多研究都是運用「行為主義研究方法」來進行的。最近，當代「解釋人類學派」的創始人格爾茲（cliffordgeertz）提出了文化的符號學定義，即「一種通過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義模式，它將傳承的觀念表現於象徵形式之中。通過文化的符號體系，人與人得以相互溝通、綿延傳續，並發展出對人生的知識及對生命的態度」。6以對文化的符號學定義為基礎，結合歷史和比較社會學的方法，貝蒂（bertrandbadie）提出對政治的「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即通過文化要素詮釋各個政治體系的獨特性。「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把文化看成一個社會的成員們所熟知的、使用於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意義體系，它有助於解決上述兩種文化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問題，並為研究文化與社會現象的關係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首先，社會關係和相互作用不是以社會行為者之間同一的價值體系為前提維持和進行的，而是像格爾茲所看穿的那樣，以在互相理解和容忍對方行為之時所適用的一種「意義體系」為前提進行的。因此，擺脫了傳統研究方法裏面的「規範的定義」的局限。---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其次，作為「意義體系」的文化雖然是由一個社會的歷史打磨出來的，但是因為它是一種高度抽象的構成物，所以也能夠經得起社會變動、革新、歷史的中斷等衝擊，並反過來為這種歷史的變化和變動賦予意義，從而能動地對歷史變動過程起作用。因此，彌補了將文化定義為一個被動的形塑體的傳統研究方法裏面的「歷史的定義」的缺陷。再次，對文化的符號學定義明確地區別文化和行為，把文化看成為行為的結構化提供原則的一種類似語法的規則。因此，它認為正如一個社會裏的成員雖然用的語言相同，但可以運用出很多種說話方法一樣，雖然一個社會的成員共有的文化只有一種，但可以擁有很多相互有差異的行為模式。這樣，它解決了對文化的行為主義定義的非一貫性、非潛在性、非持續性等的問題7。貝蒂把這一模式的基本要鍵概括為：「要究明既具有控制一個社會的政治過程和社會過程變動的功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