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从传统到现代》方法论问题第8页：除了极少数的文字系以理智为导引，而表现出健康可敬的见解外，绝大多数则不脱情绪的牢范。9－10粗率地说，中西文化的论争表面上显得非常热闹，但皆不能跳出国粹主义派、“全盘西化”派及折衷主义派三派的范畴。许多议论只是一些文艺性、策论性的清说与玄谈。没有丝毫文化学方面的知识训练作基底，把文化看做一团面粉，可以使之圆，也可以使之方；可以使之长，也可以使之短，只许让文化来贴就自己的意见，而不去理睬什么是文化。于是上焉者只是“意见”，下焉者则只是“意气”而已。其实，文化问题是极不好谈的，它是一个大得复杂得足以令人却步的题目，需要极广博的知识和极高明的判断。这都要求谈文化者需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如以偏概全，随便捡拾古人的一个思想或现实社会的一个事实，则必犯错误。再则，我们讨论中国的社会文化，必须把它的“理论层”和“行为层”合起来看。从理论层说，中国文化是有一“理想形象”的，但从行为层说，则中国社会实与中国文化的“理想形象”迥不相侔。11谈论一般性问题，普通常识与灵感或许可勉强充场面，但一涉及专门问题，特别是文化问题时，就不免显得浮浅了。（其实，哲学社会科学大都属于这种情况）。要谈文化问题起码需要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特别是行为科学的知识，亦即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研究者必须采取“科际整合”、乃至“泛科际整合”方法，研索探求社会现象间的“功能关系”，以建立一“系统分析”或“分析模型”。在分析模型中，一切陈述都只是分析的、记述的，而不作任何规约的、价值主观的评断，也就是只讲“实然”，而不讲“应然”，因为必如此，我们才能就事论事，做到“是山还他一山，是水还他一水”的田地；才能摆脱情绪的鼓动，进乎斯宾诺莎所说的“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的境界。在本书里，我的讨论就是尽可能以上述方法作为导引的。（方法问题另参见第一篇的“引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基本内容12－13三种传统观点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运动的几个面向。从道德的动机上看，可能都是不错的，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观点来看，就不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重要的是“认知”。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一意义的“理性”。更不用说“存在理性”或“生活理性”了）。假如我们能把眼睛放远一点，从世界的结构中来看中国问题，（正如春秋战国时期从“天下”的结构来看各个诸侯国一样），那么，中西文化的论争实在可以收金息鼓了。一百年了，我们不能再为“童年的兴奋”所左右，也该成熟些了。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批判中肯定传统，必须在解除“种族中心的困局”中去认识世界。一方面我们应加深历史的意识，一方面我们应扩大心灵的疆界。中国的现代化，在心态上、精神上，应该成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宗教。14－15内容共分四篇。第一篇“中国的传统社会”，系以现代的行为科学剖析古典中国的价值系统、社会结构与人格形式。第二篇“巨变中的中国”，系以巨型的与微型的分析来透视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后，所产生的社会的与文化的变迁，亦即为中国转型期社会作一素描。第三篇为“现代与现代化”，系从世界的架构及文化的本质上，论析现代与现代化之意义与内涵。第四篇“中国的现代化”，则在指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性格、曲折及其回顾与前瞻，并陈展我个人对中国未来的信念。另外，本书还附录了两篇文字。一篇是《世界文化的浮现》，阐述“文化的世界性”观点。另一篇是《胡适与中国现代化运动》，这是我在胡先生去世后不久所发表的两篇文字之一（另一篇是《胡适的盖棺论定》），现收入另一拙著《现代人的梦魇》中。胡先生一直被人误解为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实则他是一个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者，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位启蒙大师。第一篇中国的传统社会一、引言3西方学者以一种“西方局限的文化观”来衡平中国的，因此，一切客观的论述，常陷于“主观的武断”而不自知。梁漱溟先生以中国传统社会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梁先生的研究精神与态度是很可敬的。但他始终以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