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人口的流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它和人口迁移的区别在于它不改变户籍登记地，因此可以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本地居住3日以上，不具有本地常住户口的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在旅途中周转的人口。关于流动人口的总量，很难进行精确的统计。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越出“本地”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全都要使用交通工具，而人口流动量比人口迁移量总要大出许多倍，所以一个地区的客运总量大致可用来反映其人口流动的规模。新中国成立以后，除60年代曾出现下降和停滞外，全国客运总量一直是迅速上升的。据此推算，1950～1988年间全国人均每年流动次数增长了18.5倍，全年人均旅行距离也延长了11.6倍，表明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大了（见表69）。近两三年来，全国客流量有所减小，1990年人均旅行距离比1988年缩短了11％；究其原因，主要有二：①治理整顿抑制了经济过热；②客运价格在稳定多年后首次大幅提高，从而抑制了一部分非必要性人口流动。中国人口的流动性虽比过去显著增大，但与一些外国相比，差距仍很大：人均旅行里程在80年代中期仅为日本的1/20，不及美国的1/30。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乡村人口，即使是城市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终生很少离开常住地外出流动，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住家周围几公里为半径的狭小圈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凝固化。人口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经济水平，应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经济部门和地域结构的改善，也必然要在人口流动上有所反映。1989年，辽宁省人均旅行1043.9公里，西藏仅139.2公里，二者相差6倍以上；同年浙江省人均流动7.3次，安徽省仅2.6次，都反映出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流动人口的分布还与政治和交通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一些水陆空交通枢纽，如北京、南京、沈阳、武汉、上海、广州等，本身就是特大城市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有庞大的中转客流，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流动人口聚会焦点。如1989年南京市市区铁路、公路和水运的客运量分别达到1119万人、1539万人和2519万人，合计达5177万人，相当于市区人口每人流动21次。而广大农村经济水平低，有的地理位置也很偏僻，外来人员少，流动人口就少得多。其中中国东部各县1年人均流动约数次，如辽宁省岫岩县1987年为5.49次，安徽省望江县为2.44次，中国西部各县则较低，有一些远离交通干线的县尚不足1次，如四川省阿坝县为0.26次，陕西省横山县仅0.13次。但西部的某些地区，因淘金、采药等经济原因，也会吸引数量可观的季节性流动人口，如青海省玛多县，常住人口仅约1万人，而夏季涌入的淘金者可达2万多人，到新疆富蕴县淘金的也达万人以上。除各种经济原因外，人们在文化或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也会引发大量的人口流动。例如在宗教信徒中，朝圣或朝觐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每年的年末年初，藏族同胞往往成群结队不远千里到拉萨、日喀则等地朝佛。西藏萨迦县人口仅3.8万人，但该县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萨迦寺每年接待的香客却达10万人之多。此外随着生活的现代化，近10余年来中国旅游业飞速发展它和其它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一些旅游热点已拥挤到摩肩接踵的程度。如北京，1987年仅定陵和八达岭长城接待中外游客即分别达到660万人和500余万人。同年西安、杭州、广州、苏州、无锡的游客均超过1000万人，桂林近600万人，秦皇岛490万人，兴城350万人，大连300万人，泰山200多万人，曲阜和蓬莱各150万人承德和衡山各100多万人，雁荡山75万人，千岛湖70万人，黄山66万人，张家界60万人，武夷山45万人，敦煌30万人，……均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但旅游人口季节性很强如庐山牯岭常住人口不到0.8万人，盛夏时每天游客可达10万人，冬季则为数很少。表70中的数据在各城市之间不一定完全可比，但基本趋势是清楚的。从流动人口的相对规模来看，属于大交通枢纽、行政和商业中心、旅游胜地或周围地区人口稠密、商品经济发达者，相对规模就大，反之一般就比较小。用人口普查有关户口状况的数据也能反映人口流动的部分情况。1982～1990年间中国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