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4期齐鲁学刊No．4总第229期QlLUJOURNALGenerMNo．229“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周斌(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关键词：《唐律疏议》；德礼；刑罚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12)04—0078—05伦理教化和法律制裁历来是统治者进行社会治前的政权更迭和日渐成熟的统治观念而逐渐形成理的两种基本手段。就其关系而言，《唐律疏议·名的。《新唐书·列传二十二》中云：“以铜为鉴，可正例》序疏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唐代之前，历经三大史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一表述后来被称为“德鉴，即周以殷亡为鉴，汉以秦亡为鉴，唐以隋亡为鉴。本刑用”之说，并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上被视为此“三鉴”揭示了殷、秦、隋灭亡的根源在于贬损教唐律的指导思想。然而，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不完化而滥施刑政，以“德主刑辅”为基调的德治论正是善的，原因在于，“德本刑用”之意本源于“德主刑据以“三鉴”而形成并最终定型的。辅”这一治国方略，须与后者加以互补，方可在语境德治论作为儒家提倡的一种治世理论，虽由孔和语义上统摄唐律的基本精神。“德本刑用”之于子最先明示，但其渊源却可追溯至西周初期甚至更唐律，凸显的是律文编撰的基本原则，意在表明律文早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中说：“克明峻德，以以德礼为主体要素，并附之刑罚来确认德礼的合法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西周统治者以殷亡性，所推定的是刑罚的效力也即“失礼人刑”的因果为鉴，认为唯有具备德行的人方可奉天承运①，所谓关系，而未能确认“德主刑辅”所涉及的德礼与刑罚“以德配天”，即表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的地位问题。因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P309)，具有德行的人才可以受到上天的恩赐，而丧之用”的诠释必然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唐律在立法失德行的人则与此无缘。因此，《尚书·召诰》在论的指导思想上秉承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并使及夏、殷之鉴时严厉指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历史上的德刑关系论日趋成熟；其二，在律文编撰命”。所谓西周之“德”，历来有两层涵义，一是以德上，唐律依据“德本刑用”的具体原则，通过“援礼入化民，二是慎用刑罚。这就是“明德慎罚”思想的真律”的方式在律文内容上呈现出礼义阐释与刑罚处髓所在。周公在告诫康叔如何治国时指出，“惟乃丕置的密切结合。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一、以古为鉴：唐代德刑关系论的成熟化威，显民”(《尚书·康诰》)，敦促康叔要不遗余力地《唐律疏议》反映的德刑关系论是随着唐代之实施德政来安定民众之心。周初的德治论思想为后收稿日期：2011—12—20基金项目：山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律之‘礼’的内在逻辑与伦理价值研究”(1109014)作者简介：周斌(1974一)，山西原平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师。①此处是就字面意义而论，“奉天”是说“奉天命”，“承运”是指承“五德”的运行。78万方数据人认可，《左传·成公二年》引《周书》之言：“明德慎(《汉书·董仲舒传》)。在董仲舒看来，实施仁政教罚，文王所以造周也。”化便可“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孔子对周公的思想极为推崇，曾说：“周监于二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汉书·董仲舒传》)。关于德刑关系，董仲舒认虽然主要是针对周礼而言，但从广义上理解，也应包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括周代的治国之道。在德刑关系上，孔子认为，“道天辨在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